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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与他们处于敌对地位的胡宗南，自奉蒋介石之命封锁边区时起，兵力日多，权势日大，组织日密，信任日专，军、特务自成一套，装备供应优居一等，人力财货积聚特厚，凡此种种，均非其他蒋军将领所敢望其项背。蒋介石固倚之为防共反共之长城，而胡宗南也自视甚高，狂妄不可一世。但一与解放军在战场相见，几乎料则必错；战则必败，不断地兵歼将毙，手下四五上万人，两三年问，由陕北而陕南，由陕南而川北，由川北而川西，一败再败，一逃再逃，志大才疏，情况狼狈，究其实际，不过是一个可笑的小人物。他最积极地执行蒋的反共政策，而他的最后结果，也成为蒋介石大陆政权的送终哀曲。所以，胡宗南的溃灭经过，也就是蒋介石的最后溃灭的经过。 上述种种，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而本书的开头，却要从日本投降，胡宗南进军华北、抢夺胜利的果实说起：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八年，胡宗南这位“福将”，没打过几次小仗，已经“完成任务”。 其时，胡宗南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他准备“受降”，胡的野心亦因而愈炽。于是他立即派人前往华北地区。与伪军联络。他们在美军的一个少校陪同之下，在八月十二、十三日前后，在北平和通州之间空降，与伪军“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的总部接洽。不久之后，门致中即派其“总部”的“宣导局局长”邵青，乘蒋军飞机飞渝见蒋。蒋在重。庆上清寺“官邪”接见邵青时，叮嘱道：“你们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国军；政府是宽大的。特别是对北平、天津、保定、济南、唐山等大城市，必须加强防守，不要为坏人所乘。”一方即令胡军东进。 另一方面，胡宗南在军事上，亦赶紧作好部署。其准备是：以第一军之七十六师及马法五的四十军去河南，接受郑州、洛阳，占领津浦、陇海两线枢纽，以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及第十六军、第三军渡河人晋，循同浦路、正大路向北，沿京汉路烽进保定．北平、天津受降；迈准备派出先遣部队直出山海关，染指东北。为此，胡宗南以陶峙岳守新疆，李铁军驻甘肃河西走廊，李文挺进华北，窥伺察绥，第一师去晋南，董别留关中，高双成踞陕北，祝绍周、文朝藉、谢辅三等守陕南；而胡自己则坐镇西安，等候时机成熟，立刻进驻北平。只要看看他这一番“壮志雄心”，就可以明白：他是想趁日寇投降之机，借收复失地之名，劫夺胜利果实，大肆扩张势力，不止逐鹿中原，且欲独霸北国。 于是，三十四集团军的第一梯从——由李正先率领的第十六军，遂于八月下旬，由陕东平民县大庆关渡过黄河，在山西永济登陆，准备沿同浦线经运城（日寇第三十七师团驻地）、临汾北进。 胡部第三军罗历戎部，本来驻在甘肃定西，归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董刽指挥。胡宗南电限该军急开陕西合阳，到陕后立即改由演关渡河北进，改归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 罗历戎因为此行任务不明确，便到西安向胡宗南请示，并谈有关增强装备的问题。胡说：“武器装备需要重庆运来，时间不许可，目前不会有什么大战事。·你们到了华北有了海口，一切补充无问题，有的是美械装备。目前主要是争取时间，行动愈快愈好。” 罗历戎又因第三军原辖的第七师，驻在陕西商县，第十二师则在兰州担任警备，因又问胡：在该军北开时，这两师是否归还建制？ 胡说：“你们先渡河，十二师暂留兰州，第七师归还建制。你到山西运城后，另拨部队归你指挥。十六军李正先部已到运城。目前形势很好，到了华北大有可为。那时候，胡宗南为了进入华北，扩大反共势力，增加个人资本，调兵遣将，有急如星火之势。。 这一来，可使阎锡山这只老狐狸紧张起来了。山西是他的老巢，也是他的好地皮，好不容易抗战结束了，他正要恢复自己的“失地”，拿口自己的“钱柜”，现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却要开人山西，虽云只是假道而行，又哪能担保他们不会留恋不去，反客为主？是以半推半就，疑虑重重。蒋介石再三与阎洽商，但阎表示：“抗战八年，山西境内的铁路公路均受到破坏，大军过晋，粮袜补给和交通运输，均感困难。”总之，支支吾吾，表示并不乐意。 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在历史上经过多番离合，矛盾一直存在，这不必细说；而在抗战期间，胡宗南在西北大事扩充军队，又收留过阎锡山的高级军官（军、师长）李名鼎、陈光斗、李涛、李德庵、王辅等等，分别安插于第一战区和车校第七分校，以作为日后运用的棋子。后来且在山西组织过所谓游击纵队，凡此种种，都曾引起阎老西的强烈不满。他此时听到胡部又要人晋，心中的疙瘩，自然只有增加。因此，当胡部十六军进入晋境时，阎即暗中指示其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所部，沿途加以阻挠。阎军的高级军官，在与胡军的军官谈话时也表示：“你们军队过山西，最好不要进入城市。如需要进城，我们要电报阎会长允许同意，否则我们将会受到处分。”可见双方矛盾之尖锐。 处此情势之下，胡军的前卫负责人，只得向阎军一再交涉；并表明山西归第二战区受降，胡军只是奉命急进华北，过晋纯属假道，一到榆次就向东出娘子关，不会有误。请王靖鼠鬼告阎锡山。 等胡部三十四集团军的总部开抵榆次时，已经是十月，那时阎锡山也已口到太原，李文便前往太原见阎，阎才假意示诚说：“你们来得快，很好。河北需要部队接防，接受日本军队投降。你俞：是我们的前方，我们是你们的后方。我们可以帮办一些后勤，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告诉我。”面子上的话虽然好听，心里头却是貌合神离。而事实上，胡军为了假道问题，用电报、人员往。协商，足足搞了半个月以上，才算勉强解决。 于是，胡部乃得开往北北，十月底，第十六军和第三军遂进抵石家庄． 十六军和第三军先后抵达石家庄后，改归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此时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已先由空运抵达北平，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指挥的部队，包括第四十军、第八军、第三十军，沿平汉路北上，亦已侵入解放区，到达磁县附近。 蒋介石本以为可趁“接收”、“受降”的名义，使其军队占领解放区，消灭解放军。岂料马法五指挥的部队，在侵入汤阴、磁县等地之后，却遭遇到刘伯承将军的阻击，结果在邯郸地区，被歼了七万多人，连马法五本人及其他军、师长多人，均被活捉。 在情况紧张时，孙连仲急电李文派第十六军南下增援。但当该军先头部队到达高邑时，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已经全部被歼。第十六军不敢再进，乃又缩回石家庄． 本来，在马法五被歼之前，照孙连仲原定的计划，是将石家庄交由他去受降的。马被俘后，乃改令李文负责办理。 石家庄乃华北交通枢纽，系平汉路．正大路、德石路与石津运河必经之地，又是军事要点、河北中部的经济中心及山西进出的通路，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深怕这个战略要点落人解放军之手，故特指定由嫡系的胡宗南部队固守。 李文办理受降之后，遂将其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及十六军开往北平。石家庄防务，即由第三军担任，并以该军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兼任石家庄警备司令。而以第七师担任外围警戒，游击第十一纵队及由伪军改编的第五纵队共六千余人，也拨归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指挥。 罗历戎接受任务后，其防务地区划定为：东至寞城，南至元氏，西至井隆，北沿平汉路到望都。他们不断增强防御设备，加强工事，并将日伪时期石家庄的封锁壕加宽加深，增设碉堡，又在市内构筑核心工事，在飞机场增添外壕和碉堡，积极把石家庄变为坚固的战略据点： 蒋介石既然一心要从事内战，战争就继续进行。打到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问，石家庄至保定铁路，望郡、新乐和正定的交通，都先后被解放军截断了。随后正定解放，十一纵队被歼，第七师的第十九团前往增援，又遭遇到同一的命运，第七师副师长刘海东，且于是役被俘。在他们被歼之前，井隆和获鹿两县都已宣告解放。罗历戎处此情势之下，。被迫放弃外围据点，固守石家庄和飞机场。到此，交通只依赖于空运。马法五的命运，又逐渐迫近罗历戎了。 蒋介石为了打气，曾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北平地区空军司令徐康良（胡宗南学生）派空军到石家庄，．举行陆、空联合演习，借以鼓励士气。一面又把由地方武装、还乡团”抓来的中共地方人员公开杀戮，加强血的镇压。 同时，罗历戎又将各县“还乡团”加以组合，请河北省府增拨武器，加强装备，”以充实地方武力。·并将冀南天主教区神甫雷震远等四百多人，组成一个天主教营，经过军事训练后，发给武器，归军部参谋处指挥。由他们利用宗教组织，负责刺探解放区情报和从事游击活动。 雷震远是国际间谍，与雷鸣远一样，都是披着宗教外衣而干其反共“事业”的家伙，与“军统”的关系密切。他们在中国，利用教徒深入各地，搜集情报。抗战期间，雷鸣远曾假借军委会战地督导团名义，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活动，戴笠除了派人参加进去工作之外。还派有两部无线电台，随他们一道前往，随时传达情报。“军统”去前方的便车，也常常替雷鸣远他们带人和带东西。一九四①年六月，雷鸣远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病危时，戴笠曾亲自跑到市内去为他找人参与玉桂。雷死时，戴又亲自送去一口昂贵的捕木棺材，可见他们与“军统”关系之深。 一方面因为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一方面又因为在抗战期间，雷鸣远曾率同其晋南教区的医院人员，投入第三军野战医院工作，所以他们与胡宗南部队的关系特深。等到这回第三军进驻石家庄之后，雷震远就常从冀南地区到石家庄来，与第三军的人来往，并随时讲述他们在冀南反共、反人民的工作情况，因此胡军对他颇为信任，后来就由雷同教徒四百多人，组成天主教营，归第三军参谋处指挥，事实上成为胡军的一支特务部队。 第二回 局势紧张　蒋介石急开会议 援兵不到　罗历戎终于被俘罗历戎的第三军踞守在石家庄，到一九四七年四月中旬，听说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将军的部队有来攻的消息，立即请求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派兵增援，北平方面只答允从十六军二十二师中，抽调一个六十六团空运前去。另一方面，罗历戎又将被困情况电报西安胡宗南，请求设法援助。 但其时，正当胡宗南侵占了延安之后不久，主力完全被粘在陕北，再也不能动弹。而且李纪云旅在延安东北的青化泛被歼，李被活捉；麦宗禹旅在延安以北的瓦窑堡附近被歼，麦亦成了俘虏。此败讯频传，胡宗南更哪里抽得出兵力来？因此他复电罗历戎道：“增加兵力可就近向北平请求，石家庄既有一军兵力和强固工事，防守应有把握，否则只有毁灭！”不但无兵可调，而且大发脾气。这位“西北王”也确实草包，当十六军和第三军由陕渡河东进时，他还自吹过“至到了华北大有可为”；在三月中侵占了延安之后，更是不可一世。曾几何时，却已如此泄气了。 从此之后，胡军东调部队：由李文指挥的罗历戎第三军和袁朴（原为李正先）的第十六军，就被困在华北，不能再动了。 当时华北战场的蒋军，计有三十四集团军李文部的第三军及十六军，牟廷芳的九十四军，侯镜如的九十二军，林伟涛的六十二军，吴啸亚的青年军二①八师，段的独立九十五师，汤毅生的交警总队。热河地区还有一个石觉的十三军。这些蒋军，自转入一九四七年以后，便日趋被动，处处挨打。第三军在石家庄，更陷入孤立状态了。 到了秋天，解放军有进攻保定、截断平保交通、孤立北平的趋势，孙连仲与蒋介石一再商讨对付解放军秋季攻势的办法，十分紧张。跟着，孙又到石家庄视察，当面指示罗历戎及石家庄市长尹文堂等，要协力加强工事，固守石家庄；牵制解放军；并说解放军正准备切断平保线，使石家庄和保定同陷于孤立；因各战场均告吃紧，尤兵可调云云。”、十月上旬，蒋介石到北平召开华北军事会议。到会的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副主任吴奇伟，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副司令长官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参谋长宋肯堂，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副司令长官邓宝珊，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十六军军长袁朴，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新编第二军军长池峰城：十三军军长石觉，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青年军二①八师师长吴啸亚，第七师师长李用章，三十二师师长刘英，二十二师师长冯龙，九十四师师长陈鞠旅，一O九师师长周士寅，九十五师师长段，总统特派视察官罗奇，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倘，北平兵站总监吕文贞，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空军华北军区司令徐康良等等，共四十余人。 开会时，先由各军军长报告了驻地的敌我情况，然后由蒋介石讲话。蒋讲了国内形势及解放军情况后，特别要各军注意部队的创训练和防守，不时出击，争取主动。随即由李宗仁讲话，［ 奇 书 网 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他号召各军、师长遵照蒋的指示，完成这次会议的任务，有计划、有准备地作好秋季作战准备。 会议后的第二天，罗历戎随李文一起去见蒋介石，详细地报告了石家庄的防务情况，以及持久守备石家庄在粮袜补给方面的种种困难。蒋问：石家庄有多少工厂、物资？有多少机车？罗说：机车有百余辆，有纺纱厂、发电厂、机车修理厂等等，但机器大部分已经陈旧 蒋说：“石家庄应该固守；可将第三军抽调一个师到保定，加强机动部队。”蒋一面要固守石家庄，一面又要把驻石部队北调，可见在兵力上，已感到捉襟见时了。 李文这时说，保定需要机动部队，可将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一同调去。 蒋又问：“北调部队由谁率领？” 罗历戎因为早就感到守石家庄的下场一定不妙，很想乘机脱身，因道：“可由我带他们北扑。” 蒋说：“可以。关于尔后部队行动计划，你们可同罗泽悄商量。”就这样，作出了抽调第三军主力增援保定的决定。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孙连仲派了一个高级参谋、带同命令到达石家庄，要第三军限期作好出发准备，以四天行程到达保定。同时，并附有假命令一纸说，令第三军开往河间，以防真实行动暴露。 罗历戎接到命令之后，即作了如下的处置： 一、封锁石家庄外壕进出口，行人只许进，不许出，以防消息外泄。 二、准备留下三十二师，并将配属该军指挥的铁甲车两列、战车一连、炮兵一连、汽车一连，拨归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指挥，继续固守石家庄。 三、令第七师与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和军直属部队，在十月十四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携带四日以上粮袜，并发给部队以冬季服装。 在部队开拔之前，罗历戎曾考虑到：由石家庄到保定，要经过三百六十多里的地区，也会发生情况。但据当时的了解，在保定以南，没有解放军的正规部队；而且保定以北的徐水，战事刚刚发生，故判断在北开途中，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事。如果有问题，也是在定县以北的地区，不过过了定县，与保定已距离不远，和友军的呼应也便利了，所以敌情顾虑不大。 于是，第三军第七师附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与军直属部队共一万七千余人，于十月十五日午后一时，由石家庄北开，连续三天行进，都没有发生情况，到第四天下午进至定县以北清风店附近时，问题来了！奇 -書∧ 網约为下午三时半，他们发现蒋军飞机一架，由北向、南飞行，到达第三军北上部队上空时，便作低飞盘旋，不一会，投下通信袋一个。罗历戎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北上第三军指挥官注意，我们发现大部共军南下，距离你们不远，请即作战斗准备……。”这飞机有如不祥之鸟，终于把噩耗带来了！大概二十分钟以后，又有由北而南的飞机一架到了上空，又照样的低飞盘旋，照样的投下了通信袋一个，内容写的是：“我们发现共军大批密集部队南来，距离你们很近，请第三军急作战斗准备。” 照罗历戎的原定计划，当时的宿营地点是望都。但接到了两次空军通信袋后，不得不改变计划，改在清风店附近东南合和南：赌四个村庄宿营，并饬各部紧急构筑工事，准备战斗。并即将空军投报及扎营备战的情况转报北平的孙连仲和李文，请他们速运粮弹前来。 孙连仲接电后，派了两架运输机，于下午四时许，飞到第三军宿营地上空，投下弹药和饼干等物。 再过一小时不到，即下午五时左右，前方警戒部队已与解放军开始接触，枪声由远而近，由疏而密。战至晚上十时左右，罗军第七师十九团宿营的村庄，已被解放军攻破，该团大部分官兵被俘缴械。少数人逃出来，逃到了二十营内宿营地南北合村及军部所在的西南合村。罗历戎当饬十九团团长柯民生，赶紧将逃出的官兵收谷整理。 战至午夜之后，第三军军部亦受到解放军炮轰，有数人仙亡彻夜战况激烈。 好不容易才支持到大亮，到了二十日上午九时，罗即将便来战斗情况，报告孙连仲和李文，要求速派援兵和空军前来助战。后得李文复电说：即调部队南下。 但罗历戎等了一天，未见援兵到来。 由于粮弹缺乏；战况危急，罗历戎不敢再等，乃在二十日午夜十二时，作了突围的决定，并向三十四集团军总部报告。 随后又接到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的复电，说援兵已由保定派出，在午夜十二时分乘汽车出发，约二十一日拂晓可到，叫罗历戎坚守待援。罗的突围计划因而打破，速将保定援兵将到的消息转达各部，借以打气，同时命令他们死力坚守。 但到了二十一日拂晓，所谓南下援兵，仍然只影未见。 援兵不来，解放军的压力又有增无已，打到早晨六时半左右。罗历戎的第三军军部驻地，即为对方所突破。 是时，罗历戎等人只余下一个念头，那就是——-逃。 当罗及副军长杨光钮、副参谋长吴铁铮等人从军部走出来的时候，村庄内已经发生巷战，情况已极度混乱。杨、吴两人立即折回军部；罗则跑到第七师师部，与该师师长李用章一同向北突围。不久之后，李用章的右腿受伤；突不出去，成了瓮中之鳖。八时许，解放军冲到罗、李所在之处，把他们同时俘获。到此，第三军第七师、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及军直属部队一万七千余人，全部被歼。其时，蒋军飞机四架还在战场上低飞扫射，但大局已定，清风店之战，已以蒋军的惨败而结束了。这次战役，从十九日近晚打起，到二十一日早晨止，打了两夜和一天，自始至终，均处于激烈状态。第三军伤亡了二千余人，余均被俘。这是由陕境东开的胡军精锐第一次被歼（由李文带往北平的十六军，其被歼过程，已详拙著“关内辽东一局棋”，不再赘）。在清风店战役之前，解放军先在保定南北发动夹击。吸引石家庄的第三军部队北上增援。而清风店的迅速胜利，又大大削弱了石家庄拜军的守备力量。这一战，不但显示了解放军战略上的高明，而且显示了他已掌握到战场的主动，这正是解放车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的特征。罗历戎等在清风后被歼之后，该军三十二师刘英部队，更被隔离而显得孤单。二十天之后，解放军即续攻战略要地石家庄。 石家庄虽有永久性强固工事，且有空军助战，但也只顽抗了一个星期，二万多人也全被歼了。至此，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已联成一片，使华北局面完全改观！十二月底，解放军晋冀鲁豫太岳部队及西北野战军一部，又联同攻克了晋陕交通冲要的运城，歼灭蒋军一万三千余人，于是，晋西南也被他们肃清了。 到其时，就整个战场形势而言，已经到达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解放军已经打退了蒋军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并从而彻底破坏解放区的企图，因亦破灭。自此以后，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去。从此，蒋介石的军事就开始走人下坡路，再也无法作根本性的挽救了。 这样的大转变的形势继续发展，仅仅两个月以后，在西北战场上，即爆发了有名的宜川之战。这一战，是解放军与胡宗南精锐主力之战。结果，胡宗南损兵折将，受到了严重的震撼！刘勘的二十九军，包括两个整编师共五个旅，官兵三万人全部被歼。军长刘勘、师长严明等人，亦于此役身亡！ 这是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打的一个大胜仗，这也是胡宗南命运的一个分水岭。 当上一年三月十九日，胡军侵入延安时，蒋介石大吹特吹，胡宗南志得意满。是时也，胡宗南顾盼自豪，颇有“棋下英雄，惟校长与生耳”之概。不久之后，他又宣布与女特务叶霞梯结婚。以前，他是吹嘘过“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这一回大概以为“匈奴”已灭，可以拾戴笠之余欢，遂称王之好梦矣。岂知一年不到，解放军一刀削下，便斩掉了他的右臂！为了讲述这位“英雄”的悲哀，且先回叙二下他的得意。 第三回 自欺欺人　董铡拍电吹大捷 出歹露丑　参观把戏极滑稽 胡宗南的部队，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进入延安的。在他们进入之前，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机关，已经主动撤出，同时实行坚壁清野，只留下一座空城。 这个决定，是中共中央在上一年十一月中便已作好了准备的，在“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中的第一个，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指示”中，就已说得很明白。这个“指示”说：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各地对于蒋介石开“国大”、打延安两点，应向党内外作充分说明，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痛快？可奈煌煌一电，只有一句还算合乎事实，这就是：“勘乱建国仍极艰巨”。对他而言，也确是艰巨啊。 裴、薛等人看了电报，胡宗南又接着说：“你们看，攻占了延安，先生是多么高兴呀！”高兴的岂止“蒋先生”，“胡先生”亦复如是。 胡宗南又说：“现董钊来电说，军队很疲劳，又不明敌人退却方向。去电告诉他们：由第一军之二十七师，担任延安城防，并以一部进驻拐峁镇，构筑工事，。同时远出进行威力搜索后，相机推进青化砭固守，使主力尔后进出容易；第一军主力，即在延安以北西北地区，集结待命；第二十九军即在延安富县公路线，构筑工事，确保补给线的安全。”作战命令就这样发出去了。 但直到二十三日黄昏，前方仍无确切的情报、他们只好凭主观臆测作出这样的判断：拐峁镇以北无敌情，第一军系由东南向西北迂回，敌人可能迫向安塞方向撤退。胡宗南根据这种判断，于二十四日又下达了作战命令，其要旨如下：“第一军之主力于二十四日晨向安塞方向搜索前进，如无故情，二十五日仍回延安；其余照二十日作战命令所示行动。” 当天早上，胡宗南同裴昌会等一起，乘汽车由洛川出发，午间抵达延安。 二十五日，董钊（整编第一军军长，其时军辖三个整编师，师辖三个旅，故师实际等于军）的部队由延安到安塞一带，作了一次“大游行”，完全见不到解放军的踪影，扑了一个空，又毫无所获地回到延安。董本人也到了延安指挥所。 胡、裴、薛、董等人闲来无事，集在一起闲谈，因为四野“肃清”，本来也颇有点“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之态。可是不久之后，情况来了！ 董部二十七师来电话报告说：“刚才三十一旅李纪云的电台在青化泛以南发出危急呼号，几分钟后就叫不出来了。” 听到这一消息后，诸人情绪突转，一时相觑无言。过了二会，薛敏泉突向董钊诘问：“谁叫三十一旅向青化泛前进的？” 董钊漫应道：“谁也没叫他前进，只是转达二十日作战命令的指示，．叫他在拐峁镇远出进行威力侦察后，相机前进。”二十日下达的命令，确有这样的指示，因此董就反唇相稽。 听着薛、董一问一答，胡宗南也憋不住气了。他气愤他说：“不要先追究这些，整一军主力今天行军不远，即刻向拐卵镇以北前进吧。”（按：拐卵镇在延安东四十余里）并立即命令整二十九军军长刘勘，转令三十六、七十六两个师，保持机动，准备策应整一军主力作战。 于是，董钊连午饭也来不及吃，即刻集合部队，向北进发。 下午四时许，更糟糕的消息传开了，董钊由拐峁镇来电报告：“讯据少数逃回官兵称：李旅长（指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被俘，全军覆没，敌已向北远去。军如何行动？盼复。”数天前刚报过大捷的董钊，转瞬之间，竟发出这样的讣音。 胡宗南这个人，实际是狂妄而说愚蠢的．他的左右都知道，他一向的作法是：顺利的时候就随兴之所至，轻举妄动，部队东调西调，瞎指挥一气；但遭遇到失败。的时候，就一筹莫展，把部队猖缩在一起不敢动了。在目前这种情形下，他急得直跳，只好复电董钊，叫他把部队集结在拐峁镇，昼夜赶筑强固工事，以免遭受损失。并设法四出搜索，摸清情况后冉说。 尽管在青化砭（按：在延安东北约七十里）如此呜呼哀哉，但既已“大捷”在前，南京方面早已嚣然哄然，力加军染。一些为蒋介石悉力捧场的报纸及美国记者，更是敲锣打鼓，大吹大擂，以为此一仗也，打击了中共的首脑地区和首脑机关，从此蒋介石就有更大胜利的可能，本来处于不利的形势，也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于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手忙脚乱地进行准备，以便迎 他首先研究的是叫那些中外记者到哪里去参观的问题，与会的人一致认为，到前方易于捏造情报，以让他们在延安现地参观，较为稳妥。 胡宗南即时指定“绥署”第二处处长刘庆增、新闻处处长王超凡两人，负责连夜筹备，成立一个“战绩陈列室”。 这可使这两个家伙伤透脑筋了，他们即使怎样“超凡”，也感到十分棘手。、连天夜不能寐，才终于想出了这样的“妙法”：在延安周围二十华里内，设立“战俘管理处”十处，以“青训队”五百多人作基干，另在城防部队二十七师里边，挑选伶俐的士兵一千五百多人，混合编成几个“俘虏队”。要他们一律穿上杂色服装，伪作俘虏，加以训练，并强令他们一定要按照事前编好的一套“对答”，应付就要前来参观的人。在参观期间，每人每天加发津贴一元，以示恩惠。 但是，由这样的妙手炮制出来的“俘虏”，人数只有这么一点点，与“捷报”上所说的“俘虏五万余”，未免相差太大了，这还是一个问题，这说怎么办呢？ 刘、王两位“处座”，只好“士急马行田”，作出“英断”：到其时，用车轮战办法，临时互相抽调来充数。用这个办法，他们倒是有经验的，蒋军吃空额，碰到临时点验的时候，就常常用这个办法去顶替。 说因董钊的“捷报”，曾有“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的话；所以“俘虏”有了，“武器”还得设法解决。那倒容易些，步枪一项，即由驻在甘泉的十七师那里，把“三八式”和“汉阳造”这两种老家伙拿过来；机关枪即由延安警备部队中按需要抽调；一同送到“战绩陈列室”去，贴上标签，写上“缴获”时间、地点，总算道具齐全了。· 此外，还需要别的“演员”，乃说抽了一些参谋出来，加以训练，备作“陈列室”解说之用。不消说，也为他们编定了台词，让他们登场时可以有唱有和。 活人炮制足数，还要制造一些死人。在这上面，还要“有敌有我”才像个样。于是，说抽调了一部分人，星夜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许多假坟。并用木牌分别标明哪些是蒋军“阵亡烈士”墓，哪些说是“共匪”的葬身处。 胡宗南的部下，在这一场“好戏”上，倒真算得上是戮力同心，其严重紧张之情，更甚于准备一场大战。 但当南京和上海的记者团到达西安时，延安的“备战”工作，仍未最后完成。因此，胡的参谋长盛文，就一面“热情款接”，一面借口延安方面的气候不宜飞行，以延滞他们的行程。等延安工作告成。然后把他们送去。 参观的时候，宾主尽欢，热烈、感动。吹擂等等，都不在话下，毋须细表。但世间上凡是弄虚作假的事，任是有天大的聪明，也是难免会露出些马脚来的。是故，当时有个别头脑比较清醒的外国记者，就曾问过：“战绩陈列室”里的新式轻重机枪和“中正式”步枪，共产党军队究竟是从哪里弄到的？ 这样的问题，可谓挖心取胆！那些负责解说的参谋人员，虽然事前经过训练，可没想到对方会提出如此古灵精怪而又尖锐的问题来，只好支支吾吾，含糊作答。 在参观“俘虏管理处”时，有些记者又对个别的“俘虏”说：“我不是昨天在某某战俘管理处见过你吗？” 被问的人，更只有瞠目结舌，挺起胸脯，规规矩矩的立正，点声不作。因为在“训练”期间，并没有教过如何答复这样的问题，实在怪不得他们。 由于在这场“好戏”的表演过程中，不断地出歹露丑，所以回到“后台”，为人互相指责，又再造成了一些热烈的“戏中之戏”。特别是主办其事的刘庆增、王超凡两人，更陷于哭笑不得的窘境。至于胡宗南自己，有脾气也发不出来，不发又十分不臼在，由“大捷”、“奖叙”而来的“高热”，一下于就在陕北的冷风中被吹得所余无几了。 第四回 准备多时　胡军得空城一厘 争功未得　陈武即大发牢骚 胡宗南的所谓“延安大捷”，固然是一幕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但是，假如因此便以为他之进攻延安，也只当作是一场儿戏，马马虎虎，那说大谬不然了． 胡宗南多年以来的唯一任务，就是封锁边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是千方百计，恨不得把整个陕甘宁边区吃掉的。何况延安是中国的革命中心，他更久已想把它占领。一九四六年七月，胡宗南以他的整编第一军（辖整编第一、第二十六、第九十等三个师）和整编三十师，联合阎锡山部队进犯晋南解放区之后，就已积极从事于进犯延安的准备。其部署情形如下：在晋南方面，以整编三十师守备曲沃、临汾、霍县之线，并以一部分兵力进驻吉县，监视壶口、禹门口等黄河渡口，确保关中安全。其整编第一军，则在运城地区集结，伺机蠢动。。在西面一即陕甘边区方面，则根据其所谓“吸引陕、甘、宁边区主力于陇东决战之机，袭占延安”的战略方针，以整编二十九军的主力，向陇东之庆阳、合水进犯。 胡宗南在完成这两着进攻的准备后，以为延安唾手可得，已经毫无问题了。岂料进犯晋南时，于浮山、临汾间的陈村之役，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全部被歼，旅长黄正诚被活捉；进犯陇东的整编二十九军四十八旅，也在合水西华池遭受到歼灭性的打击，该旅旅长何奇且被击毙。结果东西两面，都是损兵折将，弄得士气沮丧。尤其是号称“天下第一”的胡宗南起家部队第一师第一旅的被歼，更使胡宗南伤心。 到了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二月底三月初，胡宗南说奉蒋介石之命，决定向陕甘宁边区全面进犯。他们且妄图以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解决陕北问题。 在这个目的之下，胡宗南立即秘密调动其嫡系部队，向边区南部的洛川、宜川集结，并于三月十日以前集结毕事，完成作战准备． 集结于洛川附近的，计有二十九军所属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的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的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及整编十师（师长何文鼎）的十二旅（旅长陈子干）、四十八旅（旅长康庄）、八十四旅（族长张淇），共为七个旅，另附战车部队。 集结于宜川附近的，计有第一军所属之整编第一师（师长陈掬旅）的第一旅（陈村被歼后重建，旅长吴俊）、七十八旅（旅长沈策）、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整编第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的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四十七旅（旅长李达）及整编第九十师（师长陈武）的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仪）、六十一旅（旅长邓钟梅），共为七个旅。另附战车重炮部队。 此外，另有一四四旅在铜川集结待命。因此，总共为六个师十五个旅，以每个旅九千人计，大约有十三万五千人。再加每个师的直属部队及临时配属的特种部队，约有一万八千人。全部兵力有十五万以上。 三月十一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集旅长以上人员开军：事会议。在会上，胡宗南宣布工由他的总部拟定并经间防部批准的进攻延安作战计划。次日，即由第一军军长董钊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分别将作战计划下达到所属各师。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其概要如下： （一）攻击目标 以董钊的第一军、刘戡的二十九军，编成左右两个兵团，采取钳形攻势，包围歼灭陕北的解放军，占领延安以至整个边区。攻击重点置于右兵团方面。 （二）兵力部署 甲、右兵团一由第一军军长董钊，率领整编策一师（辖第一旅、第七十八旅、第一六七旅）、整编第二十七师（辖第三十一旅、第四十七旅）、整编第九十师（辖第五十三旅、第六十。一旅），共七个旅，由宜川经南泥湾、金盆湾，向延安进攻，占领延安东北地区，在拐峁镇停止待命。 乙、左兵团——由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 编第三十六师辖第一二二三旅十六师的一三五旅、整编第十七师之旅，途经牛武镇、清泉镇，向延安进攻南地区。在枣园停止待命。 丙、总预备队——整编第七十六师的第二十四旅、第一一四旅，共两个旅，集结于洛川，于进攻开始后，随右兵团后边前进，策应两兵团作战。 丁、作战地境分界线：两兵团作战地境分界线为洛川东四十里铺、南泥湾通延安的道路之线，线上属左兵团。 戊、第二线部从的任务：整编第十七师（辖第四十八旅、第八十四旅），保护铜川到洛川间的后方交通线，随战斗之进展向前推进，并修筑、保护洛川到甘泉间的公路，保证前方粮食，弹药的补给。 （三）进攻开始日期及到达期限 各部于三月十三日黄昏前，就攻击准备位置布置妥当，十四日开始进攻，三月十七日到达延安。 看了上述的作战部署，便可以知道：胡宗南的做法是其志也大、其备也周的。 因胡军的攻击重点是置于董钊的右兵团，现在先说这方面的情形： 董钊的第一军，于三月十三日按上述攻击准备位 以整编十七师在宜川以北地区、整编九十师在英第一师在瓦子街以北地区，各自布置四日拂晓开始，第二十七师向临真镇、盆湾、第一师向南泥湾东侧，攻击前进。 十师之一路，以五十三旅和六十一旅，分为左右两个纵队，齐头并进。十四日，左纵队遇到轻微抵抗，各部队当晚进至岳家寺以北及以东地区。十五日，该师部队在向金盆湾前进途中，其左纵队六十一旅，从上午九时起，即遭遇到正面上较有力的抵抗，前进较缓，到午后一时左右，在金盆湾以南高地，因解放军阻击力增强，已感觉前进困难；右纵队五十三旅，也遭到坚强抵抗，也同样感到前进不易。情况有变，他们不敢再进，到了三时左右，赶快下领停止进攻，即在金盆湾以南高地构筑工事，与解放军相对峙。 这一天，九十师师部和第军军部，均在左纵队六十旅后面山坡上露宿，打了一天，他们吃到了一点苦头，不得不谨慎起来了。 三月十六日，胡军右兵团之整编九十师，继续攻击前进，但当面之解放军除留少数部队保持接触外，主力已撤到金盆湾北边的高地，占领防御阵地。他们在金盆湾以南约十里的一段地区，到处埋设了土造地雷，使九十师在前进途中，有不少人马触雷而死。 吃过苦头知道怕，胡军每进一步，都要先派工兵进行搜雷扫雷工作，因此行动甚为缓慢。他们进抵金盆湾后，触雷的事情就更多，因解放区军民一心，在撤退之前，在每一房舍窑洞中、门槛下、火灶中、坑洞内、水缸里、门背窗户，都为胡军留下了“礼物”，只要他们稍为碰撞，立刻表示“欢迎”。使胡军觉得步步紧张，处处危险． 下午一时，九十师左纵队六十一旅攻至金盆湾北侧高地，立刻遭到解放军的反击，损失不小。解放军就这样一松一紧，一紧一松，使胡军从早到晚，推进不到二十里，而付出的代价已相当大。 当天，董钊的左翼第一师，进到金盆湾以西高地；右翼二十七师，进到了临真镇。 但是，解放军的主力何在？他们无法摸清楚。 第二天是三月十七日，董钊下令调整部署，以九十师为右纵队，沿金盆湾向延安大道以北地区攻击前进；第一师为左纵队，在大道以南地区攻击前进；二十七师为兵团的预备队，由临真镇推进至金盆湾，策应兵团作战。 这一天，九十师仍以五十三、六十一两个旅，分作两个纵队攻击前进，正面解放军说以一部分人坚守阵地，加以阻击，双方逐山争夺，战斗激烈，使该师伤亡了四百多人。打了一天，只前进了二十多里。 w w w . q i s h u 9 9 . c o m解放军一完成了预定任务，立刻脱离，使胡军莫奈伊何。旅先进入延安，用意在于表示它不但没有被歼灭，而且这支曾被吹嘘成“天下第一”的胡宗南的起家部队还到“天卞第一”。于是三月十九日凌晨一时许，第一军左翼的第一师，即争先恐后地插进第九十师的攻击正面，强占了九十师的前进道路。早上六时，陈武发现了这个情况后，便怒冲冲地派出参谋人员前去，企图加以以阻挡，可是不但未得到结果，反被第一师的人骂了一顿，垂头丧气而回。据该参谋汇报说，第一师的一个团长骂道：“我们奉令攻占延安，你敢挡路，小心你的脑袋！”陈武尽管发脾气，也无可奈何． 到了上午九时，第一师的行李辎重也挤了上来，陈武更急了，乃派出该师的警卫部队，去挡住第一师的行李辎重，于是双方的部队，挤在一条羊肠小道上，你挤我拥，直到下午二时，才挤到了宝塔山。 其时，从宝塔山望去，只见延安老城的西山顶上，城西南的高地上，及延水以北的清凉山上，只有解放军的少数掩护部队在活动，因为他们的阻击任务接近最后完成，主动撤离的工作更是早就做好了。 陈武用望远镜向各山头望了一遍后，说：“过去有人出胡宗南的洋相，说他只是个做连长的材料；今天我看董钊的才能，只配当一个排长，不配作军长，更不配作兵团司令。今天如果敌方有一支强大部队进行反击，我看在延安城下，非闹出大笑话不可。” 第五回 战略高明　解放军玩敌掌上 坐以待毙　胡宗南三旅皆亡 九十师师长陈武骂过董钊之后，便命令其五十三旅和六十一旅徒步过延水，占领清凉山。直到下午三时，胡宗南的起家本钱——第一师的攻城部队，才在飞机掩护之下，用两营兵力，向延安老城西山的最高点突击。 其时西山顶上，只有解放军半个班，而胡宗南突击部队，却只靠武器充足，乱放机枪，不敢突进。等到那少数解放军向山后撤退后，第一师的部队才进入延安城，其时城内已杳无一人。 当晚，九十师师部进驻清凉山，所属各旅则占领清凉山以东地区。刘戡的左兵团也到达延安西南地区。延安本来只留下一座空城，故他们得以“如人无人之境”。所谓“延安大捷”，就是这么一回事。 胡宗南侵占了延安空城后，始终侦察不出解放军主力何在，而自己的十多万军队的粮食和弹药补给，立刻就成了问题。这就使胡宗南徘徊犹豫，举棋不定。 胡军在延安等候了四天，补充了粮食以后，胡宗南从主观臆断出发，说想在安塞以东、幡龙以西地区，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为了达到这个意图，说作了如下的部署， （一）令董钊率领第一军之整一师及整九十师共五个旅，先向安塞扫荡，尔后由安塞以北地区向东旋回，协助刘戡之二十九军，捕捉敌军主力于蟋龙（在延安东北约九十里）以西、延安以北地区而歼灭之。 （二）令刘戡率二十九军之整三十六师及整七十六师共四个旅，向延安东北、蟠龙以西地区扫荡，协同董钊兵团在蟋龙以西地区，歼灭敌军主力。 （三）以整编第二十七师戍守延安，建立秩序，并维护后方交通。 于是，三月二十四日，董钊率五旅之众，由延安出发，分兵两路，直扑延安西山的安塞。他以第一师为左纵队，沿延安、安塞大道前进；以九十师为右纵队，在大道以北的山梁上运动。(奇.书.网-整.理.提.供)由于道路狭窄，军队骡马过多，运动极为迟缓。尤其是九十师，因系在山梁上行动，爬上去，爬下来，有时候还要开辟道路。行动更慢。先头部队直到黄昏时分，才到达真武洞（在安塞之北、蟠龙镇之西）以北地区，后尾部队，到深夜才赶到． 他们的左右两路纵队。都未发现解放军正规部队。五个旅的“大扫荡”，又扑了一个空。 二十五日，第一军正按原定计划向东旋回，朝皤龙方向前进，突然接到胡宗南的电报，限令即日赶回延安。他们摸不透是什·么原因，只好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湾，拼死拼活地赶回去． 他们回到了延安，听留驻延安的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说：“胡先生直接命令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领该旅直属部队及谢养民团，经姚店子到青化砭（在安塞以东），掩护刘戡兵团，二十五口在青化砭碰了个大钉子，详情还不清楚，刘戡已派人驰往增援了。”随后他们才得到确实的消息，知道李纪氢云旅到达青化砭时，突被解放军四面包围，只经过数小时的战斗，就全部被歼了。而这时候，刘戡兵团尚在延安东川李家渠、拐峁村以北地区，并未派兵驰援。第二天才派了一六五旅到青化砭活动，结果只收容到几十名伤兵而已。 自从第一军在安塞扑空，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之后，胡宗南受到了教训，便决定采取国防部制定的所谓“方形战术”，也就是用两个兵团排成数十里宽的方阵，行则同行，宿则同宿。以为这样就不会暴露弱点，遭受到解放军的各个击破。 这时候，胡宗南的注意力，集中到延安东北方向，他认为在青化砭打击三十一旅的，可能是解放军的掩护部队，其主力必然向东北方向撤退了，因此便决定使用董、刘两个兵团的全部力量，再向延川（在延安东北约一百八十里）、清涧(在延川之北)间进行一次“大扫荡”。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解放军愿意决战，便用这两支“铁拳”把对方打碎，否则就驱逐他们东渡黄河，把陕北肃清。 于是，从三月二十七日起，董钊、刘戡便率领九旅之众，从延安开始行动，直奔延川、清涧方向。由延安到清涧，本来三天可到，但这两个兵团却一共走了六天。他们一路上并未找到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只遇到一些小部队和地方民兵武装，沿途受到种种牵制。结果，这次“大扫荡”又扑了一个空。 解放军怎样呢？他们的主力既不同胡军决战，也不东渡黄河，而只用一小部分兵力，把胡宗南的九个旅引向延安东北去；主力却在相反的方向上活动，待机歼敌。不但不受胡军束缚，反而指挥调遣了胡军，充分表现了运用之妙。 董兵团的九十师，三月二十七日从延安出发，当天到达拐峁村东北宿营，刘兵团的司令部则到达姚店子（延安东约五十里）附近，双方距离不远。二十八日，九十师和第一师，再赶到甘谷驿（延安东约八十里）。二十九日，第一师沿甘谷驿通延川的大道行进。九十师担负着对第一师的掩护任务，在第一师北侧比较危险的山梁上行进。这一天，九十师遇到了解放军小部队和民兵武装的射击，行进屡屡受阻。等到他们的先头部队展开攻击时，解放军立刻从一个山头转到另一个山头，再施阻击。解放军就这样的或出或没，更番阻击，使得胡军且战且走，行进迟缓。直到三十日，九十师才到达了延川，因等候兵团的其他部队，又再停留了一日。到四月一日，九十师和第一师到达清涧时，刘戡兵团也到达了清涧以南地区。他们在延川、清涧间，根本找不到解放军的踪影，而各部队所携粮食已经吃光。 当天晚上，他们说接到了胡宗南的命令，要他们两个兵团由清涧折转西进；再向永坪镇、瓦窑堡之线“扫荡”；企图把解放军的主力赶向北方，尔后与由榆林方面南下之二十二军，在无定河边的绥德会师。 依照这样的企图，四月二日，董钊兵团以瓦窑堡为目标，刘戡兵团以永坪镇为目标，同时由清涧西进。董兵团于第二天到达瓦窑堡，刘兵团也到达了永坪镇，沿途空荡荡，“扫荡”说告扑空。 胡军“所向无敌”，但与解放军见面无缘，始终解决不了问题。胡宗南接报后，乃命令留一个旅驻瓦窑堡，而以两兵团的主力，续由瓦窑堡北上，向绥德前进。 四月五日，董兵团开始北进，当天到达王家湾。刘兵团因等候补充粮食，六日才北开，在永坪以北地区，却遭到了解放军的尾击，立即停止前进，并要求董兵团回援。于是，董兵团于七日说由王家湾折转南下，于八日半夜赶到永坪与刘兵团会合。 胡宗南的两个兵团，团团乱转，经过东西南北的几度回旋，始终没有找到解放军的主力。他们每天爬山梁，睡野地，啃于粮，有时甚至要挨饿，被拖得精疲力倦。干部怨言纷起，士兵逃的病的，也日渐增多。他们所到之处，搜粮食，抢东西，不论大村小户，无一幸免。连老百姓家里的锅碗瓢勺，都被他们打碎，纪律之坏，无以复加。在这种情形下；胡宗南迫得把绥德会师的计划推迟，而让董、刘两兵团以四月十日回到皤龙（在延安东北约九十里）去补充粮食。 他们回到幡龙就食之后，又经过四天时间，每一天，前线派出侦察部队，后方派出侦察飞机，出尽办法，仍旧找不到解放军的踪迹。这也并不完全是因为胡宗南的低能，更重要是因为边区军民一心，坚壁清野、封锁消息的功夫做得彻底。 这时候，胡宗南根据他的总部的无线电测向台的侦察结果，判断解放军主力仍在瓦窑堡西南方向。于是，又命令董、刘两兵团集结在蟋龙以西地区，从那里向南向北，．再来一次“扫荡”，企图躯使解放军主力北撤，然后与由榆林方面南下之二十二军，在绥德会师。 四且十三日，董钊和刘戡又率领着九个旅，在皤龙以西地区，铺开几十里宽的正面，刘戡兵团在右，董钊兵团靠左，开始向北“扫荡”。 行动井始的第一天，九十师在最左翼行动，在前进中只遇到解放军小部队的阻击，由于山多路小，一天只前进了三十里。第二天继续向北攻击，便遭遇到解放军在厂大正面上逐次阻击。董钊因为在各师正面上都发现了解放军正规部队，判断可能是解放军的主力部队，立即发出通报，而各师行动谨慎，并规定每小时用无线电话机互相联络一次。 各师对于董钊的规定反应不一，比方九十师师长陈武，就以极骄傲的口气对其参谋长说：“这下子可把共匪的主力部队兜住了。咱们为寻找共匪主力，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现在好容易追上了，却说胆怯起来，为了取得联络，每小时停顿一板，这要耽误多少时间！这不是故意放走共匪的主力部队，要它跑掉吗？真他妈的令人恼火！这样的胆小鬼，还能同共产党打仗！” 可是活犹未了，在前方山头上已有几梭子机枪打了过来，在前面的五十一师六十一旅也传来报告说：该旅遇到共军强有力的阻击，前进困难，而处于右翼的董兵团第一师，行动比九十师更迟缓，故九十师也不敢突出过远。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搞了一天，只前进了二十里，比前一天的速度，说减了三分之一。 第三天，董兵团继续北进，速度和第二天差不多。第四天，亦即四月十六日，下行四时左右，九十师进至凉水（瓦窑堡西南）东北约二十里左右，据报当面解放军分向以西、以北地区撤去。胡宗南即命令原来留驻瓦窑堡之七十六师的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向南出击，以策应该兵团南北夹击解放军主力部队。 该旅奉命向南，行抵羊马河（永坪西北、幡龙东北）附近，便遭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解放军的突袭，立即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经过数小时的激战，该旅四千多人，完全被歼，旅长麦宗禹亦当场被俘。到此为止，胡军在侵占延安之后还不到一个月，已有两个旅被歼，两个旅长被活捉了。当麦宗禹的一三五旅遭受解放军突袭时，胡宗南曾令刘戡兵团设法援救，刘戡即令其最右翼的整三十六师师长钟松派队驰援。其时，钟师的一六五旅与一三五旅只隔着两个山头，相距不远。但解碑军对于胡军这一着早有准备，决定加以阻击，一六五旅拼死拼活地才夺得了一个山头，又遇到另一座山头的解放军的阻击，一山胜似一山难，一六五旅想再爬过去，却无论如何达不到目的。该旅旅长李日基不断地受到上级的申斥，但始终无法完成任务。原来，吸引董、刘两兵团九个旅北进的，只是解放军的一小部分兵力，在羊马河围歼一三五旅的，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胡宗南及其两员大将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走，要拉就拉，要揍就揍，弄得晕头转向，结果，这一次的所谓“扫荡”，又白白送掉了一个旅。到第五天，董：刘两兵团因为所携粮食已经用完，又垂头丧气地折回幡龙，以解决吃的问题。 一三五旅继三十一旅被歼后，胡军跌过知痛，气焰大杀，已不如过去那样嚣张，士气也随之低落，在官兵之间，畏战厌战的情绪也日渐增长，特别是在下级干部心中，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战争究竟要打到何时为止？”至于那些高级将领，虽然仍在高喊“剿共”，但多年来养成的骄慢之气也已消沉下去，表面上虽说不怕“共匪”，心底里实在惧怕“共匪”．同时，对于“胡先生”的指挥，也渐渐失去信心了。 但坐镇在西安的“胡先生”，却还未吸取盲目乱动的教训，一味依靠空军的侦察浮报，和他自己的主观臆断，认定解放军部队已经北撤，并有被迫东渡黄河的企图。 根据这个判断，胡宗南还是决定用南北夹击之法，要二十二军由榆林南下，董、刘两兵团则继续北上，双方在咸（阳）榆(林)公路要点的绥德会师，以迫使解放军东渡。于是，又作出如下的部署： （一）由整编第一师之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率领步兵一团、山炮一营（炮六门）及旅直属部队，坚守幡龙补给基地。并与绥安、瓦窑堡取得联系，确保咸榆公路安全。 （二）董钊、刘戡两兵团约七个半旅兵力（计为整编第一师之第一旅、第八十八旅及一六七旅之一个团。整编九十师之第五十三旅、第六十一旅，整编第三十六师之第一二三旅、第一六五旅及配属该师的第十二旅），携带七天粮食，向绥德挺进。会同南下之二十二军，将共军压迫在咸榆公路以东、黄河以西这一狭小地区，寻其主力决战，或者驱逐其东渡黄河。 策划决定，因粮食补充不及，胡宗南说命令各兵团一方面等候粮食，一方面抽出全部工兵，协助李昆岗的一六七旅，在四天内完成蟋龙附近的全部防御工事，以便于坚守这一补给基地。 到了四月二十六日，胡军的两个兵团，说由幡龙出发了。 按照实际距离，由幡龙到绥德，只有三日路程；但由于是大兵团行动，道路狭窄，行进中说不时遭到解放军小部队的阻击，他们走了六天，于五月一日，才到达绥德。 他们到达绥德后才发现，它也和延安一样，只是一座空城！ 但董钊究竟是做文章的大手笔、所以说向胡宗南报捷道：“第一军五月一日占领绥德，毙敌甚多，残敌向东北方向狼狈逃窜。” 五月二日，刘戡主张继续北进，完成与二十二军会师的任务；董钊则主张等候胡宗南指示及补给到达后，再定行动计划。两人意见分歧，各有想法。 董钊向来的习惯是，每占一地，必先请示胡宗南，得胡允许后再作下一步的行动；但刘戡因为自从进入边区以来、侵之延安得首功的是第一军，进占绥德又是第一军抢了先，而二十九军在青化砭救援三十一旅，在羊马河救援一三五旅，都没有完成任务，一再遭受过胡宗南的申斥和痛骂，满肚子的闷气无可发泄，现在会师任务未完成，部队停留在绥德以南地区，又摆在第一军的后边，实在觉得面于太难看，。也怕再挨胡宗南责骂。因此，他向董钊建议：让董军在绥德等候给养，而由他率领二十九军，向绥德以北地区推进，一方面侦察敌情，一方面搜粮充饥。董宁他看破了刘戡的心情，因此请刘兵甲司令部搬进绥德城内，和他住在一起，并将两个兵团所属部队的驻地，重新划分：第一军部队驻绥德城及其以东地区，二十九军部队驻绥德城以西地区，并随即进行了调整。 五月三日，董、刘两兵团停留绥德未动。第一军所带七天粮食，都已用尽，各部队纷纷请求补充。董钊无法应付，遂命各部队各自设法找粮，实际上就是叫他们向边区各处抢粮。 这一天中午，董钊初刘戡均接获幡龙被围的消息，但极力保密，两人均下不了回援皤龙的决心，踌躇了一大，到第二天，才不得不发下即时回蟠龙的紧急命令。于是，在五月四日上午十时，两个兵团数万人马，又由绥德出发，奔向幡龙． 绥德离幡龙约为二百五十里，急行军三日可达，常行军大概要三天半，焚径有两条：一条是由绥德经田庄、石咀驿，然后向西审直趋折家坪、永坪，再西出皤龙；另一条是由绥德经裴家湾、王家湾、瓦窑堡，再向南直下皤龙，亦即董兵团向绥德前进时走过的老路。 照理，救兵如救火，以快为佳。但董、刘两人，此时均顾虑重重，决心难下。走第一条路，他们怕解放军在九里山（咸榆公路绥德、清涧之间）附近、石咀驿东侧进行伏击；幸第二条路，他们说怕解放军在那里打援兵。最后才定出一个妙想天开、聊以自慰的办法，选了一条所谓“远敌而行”、“出敌不意”的路线，由绥德沿小里河西行，多走五十里弯路，然后折转向南，经老君殿、南沟岔、瓦窑堡到蟋龙。 他们定了这个计划后，又因请示胡宗南批准，耽误了一天，然后行动，而所选的路，翻山越岭，崎岖难行，那些羊肠小道，往往只能容单人通行，因此数万人马，排成一字长蛇阵，往往先头部队已经宿营，而后尾部队刚刚起步。就这样昼夜兼程前进，到瓦窑堡时已经是第四天。五月八日，他们赶到蟋龙，而一六七旅的四千多人，已于前一天全部被歼，旅长李昆岗也成了俘虏。 第六回 战线北移　战云密聚沙家店 匆忙南下　钟松陷入包围圈 幡龙是胡宗南的战略补给基地，是以幡龙之败，不但损兵折将，还丧失了大量物资。解放军在此役中，缴获军衣四万余套，面粉一万两千多袋，骡马千余匹，山炮六门及其他弹药很多。一次从战场上取得如此丰富的补给物资，对他们而言，还算是第一回，当然大有好处。 解放军收受了胡宗南这许多“礼物”之后，立刻撤离，所以董、刘两兵团五月八日回到幡龙时，已找不到他们的踪影。胡军见到的，只是留在破窑洞里的几十个伤兵，他们都以愤擦的目光注视着回援部队，有些还怒气冲冲地骂道：“敌人打我们的时候，你们钻到哪儿去了？人家走了，你们才回来，真他妈的该死？” 青化砭、羊马河及幡龙的三次战役，就整个兵力而言，胡宗南是以众临寡，解放军是以弱胜强，已见分晓。在这里，不妨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自始至终，胡宗南都是情况不明，指挥盲目。当他的部队侵占延安之后，他一意想捕捉陕北解放军主力，寻求决战。他这个想法，早就为对方所洞悉，所以解放军撤出延安之后，便以一纵队的人马，浩浩荡荡，故意摆开阵势，向延安的西北方面的安塞转移；以诱敌前迸。胡宗南靠空军侦察，果然大有发现，立即派出大部队追扑上去。而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实际上转移于延安东北，新四旅、教导旅和刚由黄河以东过来的二纵队，共一万多人，均已在青化砭一带隐蔽，构成袋形阵地，准备请公人瓮。果也不出所料，当胡军大部队在安塞扑空之际，由胡宗南直接下令行动的三十一旅，已经丧失于青化砭川道之中。胡军侵入延安后还未及一周，即挨了重重的一棒！ 安塞扑空、青化砭又输了一着之后，胡宗南又认定解放军主力不是向西北方向撤退，而是向东北方向撤退；而且错认在青化砭打伏击的，只是解放军的殿后掩护部队，于是说指挥其董、刘两兵团主力，向延安东北方面的延川、清涧间进行“大扫荡”，企图迫使对方东渡黄河。但其时解放军方面，对于胡宗南的意图，已作出精确的估计，他们的指示说：“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敌三月三十一日到清涧不即北进。目的是让一条路给我走；敌西进瓦窑堡，是赶我向绥米。现在因发现我军，故说折向瓦市以南以西，再向瓦市赶我北上。”因此决定和胡宗南就地周旋，再寻机予以歼灭。 果然，四月二日起，胡军被一部分有意迷惑他们的解放军所吸引，又误以为那就是对方的主力所在。于是董兵团以瓦窑堡为目标，刘兵团似永坪为目标，均由清涧西进。岂料两路说均告扑空。于是说认为解放军主力还是撤向东北方面去了，乃分兵留守瓦窑堡，大部队则同时向绥德北进，准备与榆林南下的二十二军实施南北夹击，以为这样即使不能将解放军主力歼灭，也可把他们迫过黄河。 哪晓得北开途中，刘兵团在永坪以北地区，被解放军踏了一下尾巴，立刻又神经紧张起来，以为对方的主力是在后头，不但不敢继续北开，且急电董兵团回救，弄得人倒马翻，十分可笑。 胡宗南象捉迷藏似的，左摸右摸，还是摸不到解放军主力所在；而解放军则暗里窥明，对于胡军的行动了如指掌，于是，当胡军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南下时，又在羊马河加以伏歼。他们伺机而食，饱即远扬。而胡宗南对于他们的动向如何，仍然双目冥冥，一无所见。 当胡宗南的部队被吸引向绥德时，皤龙已陷入解放军主力的包围中。解放军的一纵队、二纵队独四旅、新四旅等部队，已完成了攻击准备。胡军在幡龙虽经过严密设防，纵深工事也构筑得十分齐备，但在主力远离的情形下、本身已成为一个孤点，经过数天的顽抗后，也还是被歼了。 一方则主力经常集结；运动灵活，主动性强，与群众水乳交融，故隐蔽密，消息灵，不击则已，击则必中；而另一方面，主力虽也经常集结，但运动迟缓，消息不灵，常在被动之中，不动则已，动则必有所失。在这里，人的条件亦即政治条件，显然居于主要地位，人的条件占优势者，终能以质胜量。综观上述三役，解放军的打法几乎同出一辙，即先把胡军主力引开，而将其薄弱部分，隔离包围，加以解决。此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的灵活运用，每运用一次，即获得一次胜利。他们在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只有二万多人，而胡宗南运用的部队共有十五六万；再加上宁夏、青海及榆林方面的蒋军，总数超过二十万以上。但解放军却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装备打败优装备，这就不能不归功于他们的战略和战才的高明了。 当他们主动撤出延安时，许多人都在担心，但解放军的决策方面，却认为不要紧，只要善用“蘑菇战术”，一定可以把胡宗南磨垮。他们认为，如果把“不放弃一寸土地”的政治口号用在战术上，这是笨人的做法，所以该放的时候要放，该争的时候才争。他们认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因此，对己而言，是极力保存和扩大有生力量；对敌而言，是极力消耗其有生力量，这才是决定最后胜败的要旨，他们牵敌人，磨敌人，使敌人团团乱转，精疲力竭。在战斗上看菜吃饭，就体裁衣，有什么本钱，先打什么仗，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先打分散的，后打集中的，因为把弱的打了，强的也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说要分散。先打断对方的手脚。再进而把对方打死，这是他们的作战方针，在陕北战争中，他们也就是这样地打胡宗南的，而且打得胡宗南毫无办法，只打了几个月，便改变了陕北的局势。 本来，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是与其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同时进行的。这是他由“全面进攻”被迫转为“重点进攻”的东西两翼。这两翼的进攻，自一九四七年三月起至五月止，仅仅经过两个月，都根本上被打垮了。山东战场的莱芜之役、泰安之役、孟良岗之役，陕北战场的青化砭之役、羊马河之役、幡龙之役，无不以惨败告终。 自从幡龙之败以后，胡宗南所背的包袱更重了。他以整编二十七师两个旅驻守延安，以整编七十六师的一个旅驻守清涧和一个团驻守瓦窑堡，已占用了三个旅有多。为保护甘泉到延安的交通线，说用去了整编十七师的八十四旅。到此，他在陕北能够机动的兵力，就只剩下了董钊第一军的四个旅（整编第一师之第一旅、第七十八旅，整编九十师的第五十三旅、第六十一旅），和刘戡二十九军的三个旅（整编第三十六师的第一二三旅、第一六五旅和另一个旅），共为七个旅、胡宗南要在三个月到六个月内结束陕北战争的狂妄企图，愈来愈趋于幻灭了。 而且，三个月之后，沙家店一役，钟松的整编三十六师两个旅，说被歼灭！ 钟松的整编三十六师，是胡宗南的主力师之一。按它当时的编制，辖三个整编旅，即二十八旅、一二三旅、一六五旅。旅辖三个团。连同师、旅部的炮、工、辎、通讯、卫生等直属部队，共有三万人左右，为半机械化装备。 该师参加进攻延安时，去了一二三和一六五两个旅，两个旅都带去了两个团（此外，其二十八旅，留作西安“绥署”的机动部队，及至榆林吃紧的时候，又被调去配合邓宝珊的部队，担任守城任务，同时暗中监视邓宝珊。以后调防宝鸡，在该处被歼）。 钟松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也是胡宗南手下的一员悍将。当他率领着两个旅参加沙家店之役时，曾有助谓“一仗结束陕北之战”的妄想。结果，“结束”是结束了，不过不是他们“结束”对方，而是对方把他们“结束”。三十六师在沙家店被解放军“结束”之后，相隔半年左右，刘戡的二十九军，又在宜川之战中，被解放军全部“结束”。于是，陕北之战，真的结束了。 沙家店之役进行时，中共的中央机关和毛主席，就在离战场不远的地方，直接指挥，这一战，对于陕北战局，有重要的影响。 上文已说过，在他们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之时，便已发出过指示，说明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要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那么，在撤出延安之后直到沙家店之役期间，他们究竟是在哪里呢？ 在这段期间，他们随着战局的变化，随着工作的需要，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到处转移。延安撤出后，他们先到过横山县的青阳岔，后来说转到了靖边县的王家。滴，当幡龙报捷之时，他们还派了周恩来副主席到真武洞，参加祝捷大会。胡宗南一直想找到这个首脑部，加以摧毁；可是这个首脑部一直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活动，而且做着摧毁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工作，只是胡宗南看不见，摸不着。 六月间，刘戡率领着四个旅，向王家湾一带进扑，在情况已相当紧急的时际，他们才乘夜向西转移。走了四十里，他们在山头，而刘戡的部队就在山沟里！当时，四边有清晰的枪声，眼底就是敌人的簧火。而这个只有四连部队不到的首脑部，却履险如夷，从容进退。那个晚上，风雨交加，而山头上，想找一棵树来挡挡风雨也没有，战士们过意不去，出了一个主意，几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把毛主席围在当中，头上再加件旧大衣作雨篷。毛主席还给他们讲笑话：“真是铜墙铁壁，风雨不透。可是你们要冷呀！”那一夜，他们走到天亮转到田次湾这时候，离开刘戡的部队，也只有二十多里。 八月初，新的战斗序幕揭开，。西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直迫榆林！这一来，胡宗南又忙了手脚，赶紧调兵北上。就在这时候，中共中央机关说顺着大理河川道东行，直趋绥德。当他们经过了六十里急行军到了黄家沟，离绥德还有三十里时，已是三更半夜，人困马疲，正侍烧水做饭，忽然来了报告：刘戡的部队也正在扑向绥德，如果他们再向绥德前进，就有互相碰面的可能。 那么，是否换个方向呢？任粥时立即向毛主席请示。 毛主席说：“敌人是快速部队，我们也是快速部队。我们要赶过敌人！” 任粥时说：“就出发么？” 毛主席点点头：“立刻出发！” 于是他们又继续赶路。当刘戡部队扑抵绥德时，他们已由绥德向北转移了。但其时北面也有蒋军自榆林南下，把他们夹在中间。因为这次胡宗南的目的，是把解放军压缩在无定河和黄河之间的狭小地区，加以解决。 当毛主席等行抵井儿坪时，据骑兵侦察报告，刘戡的部队已在六十里外宿营。毛主席说：“好，他们休息，我们也休息。”可是不久之后，又接到情报道，北路敌人以到达米脂城北的镇川堡，他们仍说继续赶路，行抵离米脂三十里的地方，再离开大路，转入东边的山沟，半天光景，才到了乌龙堡。他们在那里宿了一宵，翌日再进到曹庄。其时，因为黄河就在近边，有些人以为要过河东去了。但在风雨交加中，任粥时跑来对大家说：“部队行进方向不变，继续顺河河北上。”他们出发后还不到一小时，高戡的部队不但到达乌龙堡，且已从那里出动。 就这样，他们一直在离敌人不远的地方行进。又再走了一夜，到达蔑芦河边。正欲渡河，岂料大雨之后，河宽流急，无法渡过，他们乃由东折西，翻上山头，而刘戡的部队已到了山下。到第二天，他们才从蓖芦河上游渡到了北岸，抵达离沙家店二十里的一个小地方——梁家岔。 自始至终，这个首脑部与敌人若即若离，经常在一种艰险的环境中，但日以继夜，履险如夷，坚决稳定地行进。 其时，西北野战军总部正设在禽梁家岔十多里外的一个村子里，它与首脑部之间，很快便取得了联系。而解放军与胡宗南的一场主力战，也就要展开了。 战场的情势，究竟是怎样呢？原来自解放军八月初围攻榆林，胡宗南即急电钟松，限期率领一二三旅及一六五旅，前往解围（其时钟师正在正宁、华池地区，为解放军骑六师所牵引，进行着所谓“追击”）。但在钟松的部队赶到榆林的前一天，解放军已主动停止攻城，撤围东去，钟松却因“援榆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嘉奖： 钟松正欲休息补充，但第二天说接到胡宗南得的电令说：共军已被庄缩在米脂以北、长城以南、黄河以西、无定河以动的地区，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正沿咸榆线北上，要三十六师迅速从榆林南下，以便南北两面配合行动，把共军主力压迫到米脂以北霞县地区，一举围歼。并定翌日早晨派机运送给养空投榆林飞机场云云。 当时钟松的部队既缺粮又缺钱，乃向榆林中央银行借了一部分款，说把各旅的辎重营和团的运输队暂时留下，等待接受给养后再追送前方。 八月千三日上午，钟松的三十六师由榆林南下，行军的序列是，一二三旅在前，一六五旅在后。他们在中午时分，进抵归德堡，即遭遇到解放军的抗击，双方乃胶着于归德堡。人黑后，解放军主动向南撤友。但钟松摸不清楚他们撤向何方？兵力又有多少，进也不敢，退也不敢，只好留在归德堡。 情况复杂起来，钟松把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及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找来。共同研究。结果决定：当晚全师由归德堡转向鱼河堡（归德堡以南、沙家店以西）附近露宿，并严禁部队闯入堡内，以防不测。 鱼河堡位于无定河东岸，照三十六师的原定计划，是要走无定河东岸，循绥（德）榆（林）公路南下的。但他们发现，解放军也是沿着这条线走动，为了避免沿途再打起来，第二天，他们改走无定河西岸。果然整天平静无事。 第三天（十五叼中午，三十六师的一二三旅，将要进抵镇川堡（米脂西北约三十里）时，跟当地的武工队打了一阵，并未遭到强烈抵抗，便进入堡里去。堡里那时还留有一部分粮食没有运走。三十六师本来是预定在镇）川堡等待补给的，因为获得了这些存粮，所以加速了下一步的行动。但是，也因而加速了灭亡！ 他们在镇川堡，先后接到胡宗南和刘戡之通知，说由刘戡率领的部队，已到达葭县东南地区，要三十六师占领乌龙堡至镇川堡之线（乌龙堡在葭县西南，与镇川堡相距约七十里），与刘部切取联系。很显然，他们是要想从蓖县东南至西南，联成一个包围网，上策：是能把解放军主力围歼；中策：即使解放军主力能借葭县东北一角突围东渡黄河，他们也就达到“肃清陕北”的目的了。无论上策或中策，对他们都不错。 在侵占了镇川堡的第二天（十六日），钟松即指派一二三旅及一六五旅的蒋铁英团，由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率领，从镇川堡进占乌龙堡，与刘戡部取联系。 于是，刘子奇率队向东北开，十八日进到乌龙堡以南地区，同解放军的一个旅发生战斗。这一天，下着大雨。说是深沟峻岭的山区，使胡军行动颇感困难。而解放军且战且退，不即不离，总是吸引着他们前进。这样一直打到黄昏，刘子奇的一二三旅进到乌龙堡的北山，与刘戡的五十五旅取得了联系。而跟他们对战的解放军，则已往北撤去了。 当晚一二三旅就在北山警备露营。一六五旅之蒋铁英团，则在一二三旅右翼约二十里的山梁上露营。双方的行动基本上已取得一致，官兵的情绪也安定下来。 同一天，钟松带领的师部和李日基的一六五旅大部分人马，也由镇川堡向以东的沙家店挺进。 表面看来，三十六师的进展，可以说是“情况顺利”。胡宗南对于其部队的整个进展情况，大概也表示满意。 但是事实上，他们都已进入解放军的包围圈里了！把胡宗南的部队引到这里来，正是解放军的目的。 第七回 关山难越　刘子奇阵地被俘 陈谢渡河　解放军全局主动 再说毛主席率领的首脑部到达梁家岔，与西北野战军总部取得联系后，立刻下令在双方之间架好电话线，和前线直接通话。 电话一接通，毛主席答复对方的第一句话是：“是呀，我是毛泽东。”众人在旁边一听，不禁又惊说喜！ 为什么这一句话，会在众人心中引起这种激动呢？ 原因是；自从延安撤出以来，毛主席一直是使用代号“李得胜”。这时通话不再用代号，就叫人意味到：形势一定已大大改观，而胜利就在眼前了。 在十八日深夜一时左右，正在乌龙堡北山露营的胡军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突然接到钟松发来的十万火急的电报说：自当天下午起，解放军分几路向沙家店前进，可能是其主力，有围攻该师部的企图"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要一二三旅即向师部靠拢！ 千不准，万不确，这一次钟松的发现却是准确的了。解放军的主力，其时真的到了沙家店地区，准备一面钳制住刘戡的部队，一面先把三十六师歼灭。毛主席与西北野战军总部通电话时就说过：“好！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这几句话，已判定了三十六师的命运。 当刘子奇接到钟松的急电时，也恐慌起来了。当时，他因为时在深夜，而一二三旅与三十六师师部的距离有三十多里，中间须经过高山和深沟，沿途没有部队掩护，而该旅的正面，说处于与敌方接触的状态下，深恐中途遭到解放军的伏击，故虽经钟松的一再急电催促，亦不敢行动。 刘子奇还恐暴露企图，故索性不召集各团团长商量，只与旅参谋长作了如下的决定：在一二三旅的掩和下，把附属该旅指挥的一六五旅蒋铁英团先行撤走，要他们依指定路线直接到师部归还原建制一二三旅全部，则于天明之前撤下，在蒋团之后跟进。如此一来，即使碰到解放军的伏击，也由蒋团先吃苦头了。 解放军的目的是打开口袋引蛇来，是以胡军行进颇为顺利，到十九日早上六时左右，蒋铁英团已到达乌龙堡南面的山梁；一二三旅的三六八团及旅部，也已通过乌龙堡，只有三六七团还在：，面的山坡上。可是不久之后，沙家店方面即有枪声传来了——战斗宣告开始！ 一闻枪声，刘子奇即觉时机已迫，赶紧召集该旅各团团长，研究当前情况和地形，决定将该旅脱离蒋铁英团活动，直接向进攻师部的感受威胁最大的解放军左侧翼急进。他将部队重新部署：以三六八团为先头团，并即派一个营为先遣队，进占常高山北面高点，以掩护旅主力进出常高山。 但在常高山上，早有解放军在“恭候大驾”，当刘旅先遣队进到常高山山麓时，即受到猛烈的阻击，胡军准备夺取的制弓点，也早已为解放军所稳占，哪容他们下手？ 原来，西北野战军总部根据毛主席的意图，已作了这样的兵力部署：以第一、第二纵队及教导旅，在敌三十六师前进途中，加以歼灭。而以第三纵队钳制刘戡率领的部队，阻止其增援。此时在常高山上与一二三旅接触的部队：就是属于一、二纵队的部队。 这样一打起来，才算把胡宗南的头脑打醒了。在前些日子，他靠空军侦察报告，说判定解放军主力有东渡黄河企图，所以命令钟松赶紧南下，刘戡赶紧北上，以为不歼即压，这回总不会落空了。那知日前从葭县以北的黑峪口渡河东去的，只是解放区的一些后方机关，而解放军的主力，则集结于沙家店西北地区，等候着狠狠地吃他一口。沙家店之战打响了后，钟松的三十六师一直被斩成两截。刘子奇的二二三旅，虽然拼命西攻，想向沙家店靠拢，但被解放军在常高山地区堵击，无法过关。而在沙家店方面，钟松率领的师部和李日基的一六五旅，也无法与常高山的部队靠拢。只好天各一方，分别挨 刘子奇眼看着常高山的制高点已为解放军所占领，十分焦急，因为这对双方而言，都是关键性的地点，一二三旅如果夺不到手，也就没有活动的余地。因此，他严令三六八团一定要迅速把它夺过来，同时因考虑到防守的问题，说命令各部队就地构筑工事，作好防卫准备． 刘旅三六八团奉命后，曾先后组织了几次冲锋，并由旅的山炮营用三门山炮，以齐射火力，加以支援。但解放军居高临下，一次说一次的把他们的冲锋打垮。 不过，守在常高山制高点的解放军，只有新四旅七七一团的一个营，由于刘子奇部队的拼命抢夺，。他们所受到的压力也相当的大。其时，解放军的教导旅，正奉命向沙家店方面前进，准备从常高山以西、在新四旅和二纵队的中间插过去，加入向沙家店的进攻。但他们一看眼前形势，觉得常高山制高点那个山头，离他们二纵队的阵地不远，假若高山阵地丢失，就会严重地威胁到二纵队的侧背，这就不但会影响消灭敌人一二三旅，且将影响到消灭沙家店方面的敌人。这叫他们认定了：常高山绝对不能丢。乃决定由该旅分出一个第二团，去增强常高山阵地。第一团则照旧执行原来的任务。 他们到了山头。见到敌人一二三旅的部队为了企图与沙家店之敌靠拢，不断地拼命往里钻。面对这种情势，他们说闪出了另一个念头：“如果从新四旅侧翼插过去，两面一夹，岂不是把敌人包在中间了吗？”虽然这样一来，对沙家店方面的攻击力量会相对地减弱；也增重了那边的兄弟部队的负担；但是，只要能坚决消灭敌人一二三旅，也就保证了攻打沙家店的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在战争数学上，有时候，“减”，同时也可能是“加”；“害”，同是也可能是“利”，其间有辩证的关系，不能看得太死。他们认为，在这个关健的时刻，正是需要他们实行正确机动的时刻，于是一面将意见报告上级；一面派人命令其第一团改变原来计划，调头向东，围歼刘子奇的一二三旅！他们的变动计划，很快便得到上级的批准。人民军队就有这些特点，上上下下，在同一的战斗目地之下，人人都自觉而积极的想办法消灭敌人；不但不会避重就轻，贪生怕死，也不会分别彼此厚薄，争功诿过。不但接受任务时会勇敢坚决地执行，而且还会建议出更好的致胜办法。这与蒋介石的部队相比较，真有天差地别。 解放军教导旅的动向改变了，刘子奇也立刻感到对方正在增加力董，并向两翼延伸。为了顾虑到侧背安全，即命其三六七团派出一个营，占领左侧方山梁，担任掩护，并配合正面部队的攻击；说另派出一个加强排，占领后方的一处最高点，担任掩护，并与刘戡部队取得联络。但当他派去左侧的另那个营将到达目的地时，立刻受到隐伏在山梁后面的解放军的猛烈冲击，营长阵亡，其余则或死或散，宣告瓦解。但当解放军把包围圈逐渐缩小的时际，他们自己也发生了新情况：原来尾随着敌人一二三旅的一个部队，突然向东收缩。这可使教导旅焦急起来了。 原来，东面这支部队是属于解放军第三纵队的任务，是抗击刘戡的增援部队。他们本来尾随在蒋军刘子奇的一二三旅之后，策应第四旅的堵击。这时候，新四旅和教导旅正分从两翼向蒋军一二三旅进行包围。而属于第三纵队的那部分队伍，其地位正好是在包围圈的接合部分上。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一部分队伍可能是因为误解了新四旅和教导旅的意图，忽然向东收缩，准备离开现阵地，去抗击刘戡的部队。如果他们一走，缺口打开，蒋军一二三旅便有突围的可能。这真把教导旅的旅长急坏了，他立即派了一个参谋前去联系，对方明白了情况就留下来，刘子奇的退路也就被关死了。 在这个紧急关头，刘子奇确实也想突围。因为打到中午时分，他同钟松的联络已告中断，他认为师部可能已被歼灭，乃直接分电胡宗南和刘戡联系。另一方面，他说认为一二三旅此时无论在地形和战况上，都已陷于不利，不如趁着仍有一线转圜余地的时机，实行撤退。 刘子奇把想法拿来与两个团长研商，三六七团团长同意，三六八团团长反对。他们各有各的打算，因为如果实行撤退，按当时部队的部署情况，需要由三六八团担任掩护撤退任务，该团团长怕以后不能脱离接触，部队撤不下来，所以不表赞成。 正当其时，刘子奇说接到胡宗南和刘戡的复电，胡宗南叫他固守待援，并说即派飞机来参加战斗。刘戡的电报则说，已令五十五旅就近来援，他率主力随后就到。这样，刘子奇更走不了了。 中午过后，战况愈来愈烈，形势也急转直下，中午以前，解放军的炮兵一直没有射击，而此时各个阵地，均已遭受到解放军的炮轰。刘部的工事多被摧毁，官兵不断伤亡，先遣队队长被击毙，残余被俘。解放军从两边高山上杀下来，其势如泰山压顶。有些阵地且已进入白刃战阶段。不久，一二三旅的炮兵营长遭炮火击毙，山炮一门亦被毁。其余两门，也因炮弹消砂殆尽而成瘫痪。骡马被打得四散乱奔。派往后边担任掩护部队取联络的一个加强排，一去也无踪无影。 由西安派来的三架飞机，虽然在天空不断投弹和扫射，但作用甚微，改变不了局势。首先是三六八团的阵地全部被毁，全团官兵没有一个人能退下来。一二三旅只余下三个小山头，解放军说集中火力加以攻击。不久之后，三六七团的阵地亦告粉碎，一二三旅的电台随之毁于炮火，与各方联络全部断绝。刘子奇率少数残部仍欲突围，但解放军已如潮涌到，混战至黄昏时分，他们都成了俘虏。 这时候，“援榆有功”的钟松，其命运也已进入黄昏日暮了。他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在沙家店暴跳如雷。而胡宗南还在无线电话上一面骂他，一面要他“固守待援”。至于刘戡，以前因“援榆不力”已被胡宗南申斥过一顿，这时说因为钟松师接近灭亡，胡宗南说严令他星夜前往救援。但刘戡却被解放军第三纵队和晋绥部队阻击，生怕被消灭，蜘橱不进。胡宗南大冒其火，以撤职查办相威胁，还是没有办法。 黄昏刚过，解放军的大炮重新打击，第一、第二两纵队对沙家店的总攻开始了！ 在地裂天崩的炮声中，毛主席也走出窑洞，到山头上了望战场。只见钟松的部队狼狈奔逃，而解放军的战士则英勇歼敌。毛主席对身旁的解放军将领微笑他说：“好！这回看胡宗南怎样交代！” 捷报不断传来。从黄昏打到天黑，前后只打了两小时左右，沙家店的三十六师已被歼灭，只有三十六师师长钟松和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乘夜换了便服，侥幸逃脱。胡宗南曾妄想过“一仗结束陕北战争”，果然被“结束”了。 一夜过去涕二天，毛主席说到东原村野战军司令部去召集会议，考虑下一步的作战问题。将领们纷纷迎了出来，抢着和他握手。毛主席对他们说：“打的好啊！”他们都说：“主席瘦了！”经过这一段时期辛劳，毛主席确实瘦了。但他对将军们笑道：“瘦了走路方便。” 有个旅长说：“主席啊！你们几次遇到危险，我们可真担心呢？” 毛主席说：“我也替你们担心呢！那么多敌人，如果你们打了败仗，陕北战争的胜利就要推迟了。” 那个旅长说说：“那也不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路敌人是比不过我们的，拖也把他拖死！”又一个旅长说：“我们的胃口也大了，敌人以为我们只能吃它小股，都往一处集中，恰好叫我们吃上大头！只是便宜了刘戡。” 毛主席笑道：“不会便宜他的。还得把他拖住，来个会战。原来我们计划消灭它十几个旅以后，就可以反攻，现在还没有消灭这么多，看来敌人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恶毒，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拿我们没一点办法。我们打了这么多次，没吃过一次败仗，他的本事，就是按照我们的计划行动。”随后说补充了一句：“那有什么办法。我们那样想，他就那样办，……” 大家一阵大笑，同时进了窑洞。坐定以后，毛主席说对大家说：“陕北战争已经翻过山拗，最吃力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我们手里。当然我们还有困难。但木是军事力量的对比方面，主要是在粮食方面，没有粮食是不能打仗的。边区粮食少，我们就不在这里打了。我们要打出去！到胡宗南家门上和他打，还要吃他的东西，这是个便宜事哩！”听的人说哄笑起来，毛主席接着说：“沙家店一战，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T！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要找机会再打几个这样漂亮的胜仗；到那时候，陕北的敌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开完会之后，毛主席说视察了歼灭三十六师的阵地。回到梁家岔时，天已黑了。因为村子太小，说乘夜转到东边的朱官寨宿营。而在他们转移到朱官寨时，陈（赓）谢（富治）大军，已以排山倒海之势，从陕县、洛阳之间飞渡黄河了！ 这又证实了胡宗南按照毛主席的计划办事，因为在解放军从榆林主动撤围时，毛主席就对西北野战军的将领们分析过：“榆林虽未攻下，但却调动了胡宗南的主力北上。打榆林是为了策动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这一点敌人是不能理解的。再过几天，陈、谢一行动，胡宗南就会觉察他说错打了主意。从陕北的情况看起来，我们好象有些被动；但从全局来看，我们是非常主动的，眼前陕北的处境，就象我们常说的过山坳一样，快爬到坳上时，千万不可松劲，要咬紧牙关一鼓作气地爬上去，往后的路就好走了。”后来的战局发展，正是如此！ 第八回 处处紧张　忽报宜川又被围 头头不通　眼看乱军人袋底 陈、谢兵团渡过黄河后，分兵向东西两路发展，东面威胁洛阳，牵制了河南方面的蒋军，支援了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下；西面直迫撞关，又威胁了胡宗南的老巢——西安。结果。胡宗南恐慌起来了。又十万火急地命令刘勘立即率军南下。总之，沙家店的胜利，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发生了连锁性反应。而在这之后，整个战争形势也跟着改变了：蒋介石先是由“全面进攻”变为“重点进攻”，这时候，已由“战略进攻”改为“战略防御”，形势对他而育，真个是江河日下了！ 别的战场撇开不讲，再回到陕北战场。在沙家店战役进行期间，刘勘的部队胶着于榆林、葭县、米脂的三角地带；现在，在三十六师被歼、胡宗南急令南旋的情势之下，他又垂头丧气，把精疲力倦的部队拖返宜川。 蒋介石为了策应河南作战及保守关中，又命令胡宗南由陕北方面抽调兵力，星夜开往豫西。胡宗南经过一败再败，进占延安时的“英雄气概”，未及半年，已经被打得消磨净尽矣！ 到了这时期，胡宗南集团的兵力部署，大概如下： 陕北方面：整编十六师何文鼎部，守备延安；整编七十六师的二十四旅张汉初部，守备宜川；刘勘的二十九军军部，驻在洛川；整编二十七师王应尊部，除一部分兵力用于维护洛川至延安的交通外，主力也驻在洛川附近；整编九十师严明部全部集中在黄陵附近整训。 豫西方面：除整编十五师、整编三十八师和青年军二①六师原驻豫西外，由陕北抽调下来的整编第一师罗列（原为陈鞠旅）部、整编三十师鲁崇义部、和整编三十六师钟松的残余部分，也都急忙地集结豫西。 裴昌会也以胡宗南的副主任身分，用西安“绥署”指挥所名义，进驻豫西宝灵，统一指挥。 照他们当时的打算，是要按照蒋介石的企图，打通憧关至郑州之间的交通，并封锁豫西一带黄河两岸的交通，与郑州的孙震部队，共同作战，（此时，董钊已被免去第一军军长的职务，准备专任陕西省主席。） 这个态势摆好了之后，没过多久；到了一九四八年二月下旬，守备宜川的整编二十四旅张汉初部，又开始吃苦头了：他们突然地受到了解放军的包围，乃急电西安求援。 胡宗南接电后，遂命令刘勘就近指挥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部带一个团、四十七旅部带两个团缺一营）和整，编九十师（五十三旅和六十一旅共五个团一个营），共两万余人，即日前往宜川解围。 这也急电，那也急电，刘勘接获胡宗南的命令后，连会议也来不及召开，就依照胡宗南的命令，给两个师下达了出发命令。 于是，二月二十五日前后，刘勘的二十九军，全军由洛川出发，按整编二十六师、二十九军军部、整编九十师的序列，沿着洛（川）宜（川）公路，向宜川前进。刘勘这个被解放军拖着南奔北走的苦命人，又上路了 第一天，其整编二十六师，由洛川以东的地区出发，下午到达永乡附近宿营，立刻接到情报，说在永乡东北约五十里之观亭附近，发现有解放军的部队。该师师长王应尊，因为自己是先头部队，有责任弄清情况，报告刘勘，随即乘夜派出一个轻装营，前往进行威力搜索。 其时，观亭地方确实有解放军，那就是在沙家店打过钟松的第一纵队的部队。他们以逸待劳“来者不拒”，一经遭遇，王应尊所派的轻装营已经陷入重围，经过一番接战，轻装更“轻”：一个营损失了大半。其残余逃返永乡后，王应尊即将情况报告刘勘，并向他提出建议。 王应尊认为，应该先集中力量打观亭，然后由观亭前往解宜川之围。他的理由是：解放军既包围了宜川，而又集结了较大兵力于观亭，这显然是准备打援兵。如果不圣掉这了侧翼威胁，仍沿洛（川）宜（川）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围的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亦必遭受危险。如果先打下观亭，不但解除侧翼威胁，免除危险，而且就地形上说，可以由观亭沿着一条山梁直抵宜川城下，解围亦比较容易。刘勘接报后，同意了王应尊的意见，又转向西安请示。 第二天，部队在原地停止待命。到了晚上，才接到西安的指示，说宜川情势紧急，在时间上不容许先打观亭，须仍照原定计划，沿洛（川）宜（川）公路迅速前进。 第三天（二十六日），胡军继续东开。在行军中，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问副师长李奇亨和参谋长敖明权：“照你们看，这次解围有无把握？”李奇亨毫不踌躇他说：“这次行动不但解宜川之围没有把握，而且我们解围部队本身，也有危险。”李奇亨在胡军中素称勇敢，此时而突出此言，更也影响了王应尊的信心。 这一天，除两侧山中偶有零星枪声外，没有大接触。近晚他们近至瓦子街以西的小村宿营。夜间，他们据报在瓦子街以东，有解放军警戒部队出现，并有解放军大部队在瓦子街东十里凭险固守，正在加强工事中。这个情报，使王应尊等人意识到，这就是“口袋战术”的口袋底子所在，大战已近在眉睫了。 当天晚上，刘勘又把整编九十师参谋长曾文思找去，与军参谋长刘振世、参谋处长吴正德等共同商量。他们首先综合分析了双方情况，认为二十七师只有三个团，二十六日还损失了大半个营；九十师有五个团，但五十三旅的一个营，因掩护该旅的野炮营，在洛川不能参加战斗。宜川城已在包围中，外围据点均已丧失。解放军主力在宜川附近。复据洛川专员电话、得知解放军二纵队的先头部队，当日下午已经通过孙家沟门（在宜川西南一百二十里）北进。根据这种情况，他们认为完成解宜川之围的任务，第二天（二十八日）应进至宜川城附近，与守军二十四旅取得联系。但威胁来自南方，如果行动迅速，可以避免右侧背遭受攻击。当刘振世打电话向西安请示，讲要求二十八日多派飞机掩护。但电话打通时，因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跳舞去了，由参谋处长贾世贵接电话，他不可能作答，只说负责将意见转与盛文。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由刘勘决定：第二天仍沿公路向宜川前进，并作了如下处置； （一）整编二十七师以第四十七旅全部，沿公路北面的山梁，向宜川前进；其余沿公路前进。 （二）整编九十师：（欠一五八团）以一个旅，沿公路南侧山梁，向宜川前进； 其余沿公路在二十七师后面跟进。 （三）军部率第一五八团，在整编九十师后面，沿公路跟进。 （四）限二十八日赶到宜川城。 于是，二十八日拂晓前，二十七师、九十师即根据上述命令行动，八时左右，胡军开过了瓦子街，即与解放军警戒部队发生接触；解放军且战且走，把胡军引向东去，中午时分，胡军已进至解放军既设阵地。 当时，作为胡军左翼的二十七师，即以四十七旅之主力，展开进攻，企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击破解放军正面阵地，靠近宜川，与宜川守军二十四旅张汉初部会师。，胡军右翼，九十师之六十一旅，沿瓦子街以南的山梁前进，其先头之第一八一团，进到乙庄附近，向南越过一条大山湾爬上铁笼湾的主梁时，即遭到解放军第六纵队一个营的阻击。该旅即改以后队作前队，令先头之一八一团就地占阵地，并设法驱逐当面之解放军，以掩护后队之一八三团和旅部，继续向铁笼湾前进。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q i s u w a n g .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q i s u w a n g . c c 、q i s h u 9 9 . c o m 、q i s h u 6 6 . c o m 、q i s h u 7 7 . c o m 、 q i s h u 9 9 . c C 等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由此可知：胡军的左右两翼，是想分从南北两路，进攻宜川，但均遭到解放军的坚强压制。 当胡军九十师师部行抵东瓦子街附近时，南边的枪声、手榴弹声、迫击炮声越来越密，战斗更趋于激烈。九十师师长严明，即派其五十三旅的一五七团（欠一个营）上山，妇六十一旅指挥。这时候，北面的枪声也突趋紧密起来。沿公路前进的胡军挤作一团，行动迟缓，到中午时分，进至乙庄，再也不能前进了。 于是，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军参谋长刘振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副师长李奇亨、参谋长敖明权、九十师参谋长曾文思等，集在一块，汇报情况及研究办法。原来二十七师四十七旅在前进时，因公路北边的主梁向北拐了一个大弯，他们并没有遵照刘戡的命令沿主梁前进，而是走在靠公路北边的小山头上，遇到小山沟就得下来，当他们爬上乙庄东侧的高地时，就遭到解放军第六纵队一部之阻击。第一次组织一个连去突击，突击不动，继以一个营去进行第二次突击，想把高地上的解放军驱走，再继续前进。这样，就被迫停顿下来。但南面阻力较小，故九十师的六十一旅，得以向东前进。 其时，刘勘的电台已架设起来，随即接到宜川守军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的报告说：“围城之敌，分向西北及西南方向逃窜。” 这似乎是好消息，但吉乎？凶乎？两方面所意识到的，显然不同。一一刘勘等人所意识到的是：解放军的主力来包围他们了！ 下午一点半左右，公路北边高地上，响过了一阵激烈的枪炮声之后，突然沉寂了下来，原来二十七师四十六旅的突击，已经宣告失败。 向东攻，攻不动。九十师师长严明提出把部队全部撤回瓦子街以西地区。但这是与胡宗南的命令相抵触的，别的人谁也不敢表示态度。众人一直谈到下午二时，仍然得不出结论，这时天气起了变化，上午本是睛天，现在却下起毛毛雨来了。后来雨又转成了雪，下得相当的大。二月春寒，那些胡军将领的心中也正在下雪！ 在天阴地冷的情绪下，刘勘勉强做了决定：“今天不走了，就地宿营，严密警戒，准备明日（二十九日）拂晓前继续沿公路前进，一举突到宜川。”并当即划分了作战地境与任务，规定公路以北，归二十六师负责；公路以南，归九十师负责。各师遂依此分别部署。 九十师方面：（一）令六十一旅全部撤回到公路南边的主梁上，向西、向南、向东警戒；（二）令第五十三旅（欠一五七、一五八团）全部上山，占领公路南侧的高地，严密向西警戒，并派遣一个营占领瓦子街东南侧的高地，向北警戒；（三）师直属战斗人员全部上山，在公路南边的高地上露营，非战斗人员在山下露营；（四）第五十三旅之一五八团占领乙庄以北、以西的小高地，向西、向北警戒，归军部直接指挥；（五）令师搜索排驻瓦子街，向北搜索警戒。 二十六师方面：正在部署之际，忽得后方报告，说瓦子街己发现解放军部队。师长王应尊认为，这是观亭方面的解放军第一纵队跟踪而至了。此时正面攻击被挫，而后方又被截断，全军已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他又向刘勘提出最后建议，主张乘公路南侧尚未发现情况之前，立即向黄龙山撤退，变内线为外线，以解宜川之围。 刘勘也深知处境的危险，同意了王应尊的意见，并对他说：“要等深夜十二时以后，才能行动；天降大雪，道路泥泞，等大家走完了，恐怕你的部队走不出去，因为你的部队正在前面；势必要你担任掩护，走在最后。”王应尊说：“我走在最后没有部题，充其量损失一部分部队，主力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刘勘叫参谋长刘振世打电话征求九十师方面的意见，该师参谋长曾文思说：“仗还没有打，就想跑，这种仗我们还没有打过。”刘振世见话不投机，又要王应尊与严明直接商量，但因严明腿部有伤，经过数日行军，更感疲困，早已人了梦乡，王应尊两次去电话，都找不到他未讲话。到午夜时分，由二十七师担任之正面，已与解放军全面人生战斗。 二十九日，继续人雪。早晨五时，刘振世、工应尊、曾文思等互相用电话研究当天如何行动，结果得出了两个方案。 第九回 惨败宜川　军师长多人丧命 曳兵弃甲　胡宗南精锐凋零 头一个方案是：仍然沿着洛宜公路走，由二十七师派出以连为单位的掩护部队，交互占领公路北侧的小山头，掩护该师和二十九军军部，向宜川跃进；九十师则全部由南边山粱走。但这一案要顾虑解放军大部队从山上压下来，不但骡马辎重有丧失的可能，行军纵队遭受侧面攻击的危险更大。 另一个方案是：全军沿公路南侧的山梁走，九十师在前，二十七师在后。这虽然较为安全，但纵队拉得大长，如解放军从南北两侧来袭击，恐怕首尾不能救应，即有被节节切断的危险。 综观上述两案、第7案怕两师分开，力量较薄，顶不住对方的大兵力；第二案两师合在一起，结成长蛇阵，说怕首尾不能照顾，是故怎样商量，还是忧惧迟疑，一直到六点钟。仍然难作疾择。名然之间，刘戡给九十师参谋长曾文恩来了电话，说：“据报瓦子街来了敌人，你们的搜索排被消灭了。赶快派一个团把这股敌人打掉，不然我们的后路就被切断了。” 这时候，九十师直接掌握的四个团，有三个团六十一旅的一八一团、一八三团及五十三旅的一五七团、在南边的大山梁只有五十三旅旅部率一五九团，在公路南侧的小山梁上。曾文思和严明立即打电话给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仪，才知适他的旅部昨晚根本没有照命令上山；一五九团虽然上了山，但说并没有照命令派一个营占领瓦子街东南侧的高地；更没有派一个连推进到鸡蛋峁去警戒。只好命令他立即派一五九团全部沿小山梁向西前进，负责驱逐瓦子街的解放军。 九十师五十二旅一五九团奉命西开，还走不到一两里，已和解放军一纵队的部队遭遇，其先头营很快便被解放军打垮了。 严明据报，又命令邓宏仪组织第二次突击。到上午十时左右，前去突忐击第二营，伤亡了一部分，又被打了回来，该团只能守住阵地，再也没有进攻的力量了。 与此同时，南边大山梁上，六十一旅西边的一八一团，受到了解放军二纵队的猛攻，已经陷入苦战，渐呈不支之势，而小山梁上的形势更加严重。在那里的一五九团的阵地如果支持不住 w w w . q i s h u 9 9 . c o m，则全军阵地将迅速瓦解，情势日见紧张了！ 处此情势之下，严明即作紧急处置：（一）令六十一旅以一八二团接替一八一团的阵地，加以固守；（二）令归六十一旅指挥的一五七团，即刻调到小山梁上，归还五十三旅建制。他们一面打一面调整部署，到下午二时左右调整完毕。六十一旅以一八三团向西、一八一团残余部队向东，就地固守；五十三旅以一五七团（欠…个营），接替一·五九团的阵地，激战到黄昏，总算守住了阵地。 以上是公路南侧的情形，至于公路及其北侧方面，刘勘的特务营守在乙庄西边的上路上，由九十师五十三旅的一五八团防守乙庄北面和西面的两个小山头。防守北面大山头的，则是二十七师的三十一旅（只有一个团），其四十七旅则防守乙庄以东、丁家湾北侧一带高地。在中午以前，他们总算把解放军顶住。到了下午，二十七师全线出击，企图以全力夺占北边的主梁。三十一旅曾一度冲到主梁上，尔后还是被解放军压了下来，退守原阵地。但是，三十一旅旅长周由之、四十六旅旅长李达，全给打死了！从此，二十六师也没有进攻的力量了． 经过了一大的主力决战，刘勘二十九军的两个师，已经精疲丸尽，机动部队也基本上被打完了。剩下的只有九十师直属的一个特务连、一个独立营（由输送团一个营装备起来的，计四个步兵连、一个机关枪连）、一个工兵营，及师迫炮营和配属的十二公分化学迫击炮一个连；军部的一个特务营；以及二一七师的直属部队和各旅的直属部队，全军力量已经丧失了二分之一。 二十九军与西安之间电报纷纷，一方面是告急求援，一方面是命令固守。胡宗南在电报里还说，已令大批空军出动助战，鲁崇义的整编三十师限期即到，张耀明的整编三十八师已向西上空运等等，爿安定二十九军将领之心。但二十九军师以上的指挥官都明白，如果呆着不走，等在前面的就是全部歼灭。 刘勘想突围，但不敢负责。仇授友牟参谋长刘振世与九十师参谋长曾文思和二十六师师长王应尊等商量，刘在电话中分析了情况和作出判断道：“(一)明日（三月一口）当面的敌人势将继续猛攻。全线很难支持；（二）乘夜突困还有一线生机；（三）向东愈陷愈深，向北、向南均不可能，向西较有希望，因二十七师由洛川来援的一个团，已经进到瓦了街以西约三十里，可以策应；（四）准备半夜起，各以一部从公路两侧同时发起冲击，集中主力，沿公路一举向内突过瓦子街，虽然要遭到严重的损失，但有冲出去的可能。”这些意见即是说：东进宜川已绝望，想活命只有向西逃。 不过，这样就发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冲出去了，谁对胡宗南负责？ 刘勘的意思是要师以上的指挥官共同负责。但九十师师长严明，却坚持要刘勘下命令，即由刘负责，这样一来，有关向西突围的探商便得不到结果，部队还是蹲在原地不动，到明天再说。 第二天拂晓起，全线又开始了战斗。公路南侧大梁上的胡军六十一旅和小梁上的五十二旅的正面，公路北面的一五八团，三十一旅和四十六旅的上面，都遭到解放军猛烈的进攻！ 打到八点多钟，九十师参谋长曾文思为了便于直接掌握全盘情况，向师长严明建议把师指挥所搬到乙高地去，严同意了。为了不使指挥间断，曾文恩要严明带一部人先走，等严到达后他自己再上去。 大约九点钟左右，曾文思也上到乙高地，只见严明哭丧着脸，旁边则站着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仪，参谋长宫润章，五十三旅副旅长韩指针，六十一旅副旅长李秀岭等人，都脸色深沉，一言不发。 曾文恩突然看到这种场面，不明所以，各人又沉默了一阵，邓宏仪才把一张电稿递给曾文恩，是严明准备拍给胡宗南的，大意说：“部队已损失三分之二，战局极为严重，我等团长以上，决心成仁，以报校长及钧座培育之德恩”云云。 曾文思看了电稿，对严明说：“现在全线稳定，情况并不很危险，为什么如此悲观？”当然，这番话也不过是强颜安慰罢了。 但严明哭着说：“现在谁肯为我拼命？赶快把电稿传达到团，团长以上人员，一律要坚决自杀！”这个平时狂妄刚愎的家伙，这时候自己吓破了胆，忙着想躲到阎王那里去，却迫着别的人一起奉陪。 于是，由宫润章负责传达五十三旅各团，曾文思负责告诉六十一旅旅长杨德修和参谋长张辑熙，准备完蛋了。 三月一日上午十时左右，刘振世和王应尊到乙高地去，传达了刘戡的意见，井与严明和曾文恩研究了突围的问题，一致决定：由师以上指挥官共同对胡宗南负责；坚持到黄昏以后，抛弃行李辎重。集中可以机动的兵力，以二十七师在来援途中的一个团向瓦子街北侧高地进攻为策应，尽力向西突围。 这时候，解放军一纵队之一部，由公路向乙高地北恻冲击，曾使胡军防守部队一度发生动摇；一颗迫击炮弹，又在九十师指挥所附近爆炸，险些把他们炸死。严明和曾文思都认为乙高地离前线大近，害怕起来，所以等刘振世和王应尊一走，即把指挥所撤回甲地去。并命令独立营、工兵营和特务连加强工事、准备固守到突围时间。 当天，胡宗南派了大批飞机到战场助战，四架、六架以至八架一次，自上午八时起，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无法挽救其部队的命运。 解放军的攻势愈来愈猛，锐不可当。不久，九十师五十三旅副旅长韩指针又被打死了，一五八团团长何伯新也被打死了，一八一团团长吴汝熙宣告失踪了，在公路北面，二十七师的三十一旅，渐渐从半山坡上垮了下来，四十六旅的阵地也动摇了。 在全部阵地均告动摇时，刘戡则接二连三地传达要团以上高级人员“成仁”的命令，同时也传达胡宗南指示战机的电报：“已令鲁（崇义）兵团垦夜驰援，望兄弟激励将士，苦力撑持，以建不世勋猷！”胡宗南要他们空言“激励将士”，他们却人叫“成仁”，却义仍然等困奉此去“激励”。这种情况既滑稽，又悲哀；既可怜，又可笑。照常理，既然“成仁”都下怕，那就打到死为止好了，何必急于自杀，既然恐慌到要自杀，那又还图什么“不世勋猷”？不过蒋军将领的这种奇怪的精神状态，正是反动集团没落时期的心里特征：狂暴、恐怖——、恐怖、狂暴，互相交织，直至完蛋为止。 打到下午一时左右，公路北侧的胡军阵地全垮下来了，三十一旅和四十七旅，只守住了紧靠公路的几个小山头。不久，南边大梁子止的九十师六十一旅，也全部垮了下来。两点钟不到，乙高地上的五十三旅，也全部垮到北面的山沟里去。只剩下九十师指挥所和师直属部队，仍然孤立地守在甲高地上，暂时没有受到攻击。 在这时候。在甲高地上的九十师师长严明，深知战局已无法挽回，不断的要该师参谋长曾文思和他一起自杀。但曾文思对于用这个办法“以报校长和钧座培养之德恩”，兴趣不大，一再借口观察战况，与严明保持着十米以上的距离，手里还拿着手枪以防万一，同时又叮嘱严明的儿子严守礼（时任通讯营长）说：“你应该特别注意，防止师长自杀！”于是严守礼也就紧傍严明，寸步不离。 突然之间，严守礼对曾文思说：“赶快突围吧！”曾文思说：“突到哪里去？白送死！”跟着即命令他们：“你们把师长拖下山到军部去，我随后也下来”于是，严守礼和副官、参谋等几个人，便架着大喊大叫的严明向山下走。 当曾文思下到山沟去时，严明又对他说：“我们就在这里动手自杀吧！”曾文思说：“到军部去，要死大家死在一块！” 这时候，公路两侧拥集着许多败下来的部队，正争着向西涌去。但一阵激烈步枪声响过以后，人流又转头往东涌。九十师师长严明，被人用滑杆抬着，也在人流中由西而东。此人在进犯延安时，在山西河津以东覆车断腿，行动不便，所以军中为他备一乘滑杆。这时被人抬着，成了败军中的一景。 不久之后，解放军即攻上了乙庄寨，攻破了刘戡的指挥所，到此，胡宗南的二十九军，即宣告全军区灭了！ 在军部被攻破之前，刘戡见大势已无可挽回，乃下令各单位焚烧机密文件和电码秘本，并将电台毁坏。二十六师师长王应尊、副师长孪奇亨、参谋长敖明权等，也带着警卫营想要突围，但其时瓦子街以东、丁家湾以西均已在解放军包围之中，哪里突得出去。 到下午四点多钟，战斗全部结束，只有胡宗南的飞机还在上空盘旋，但对于战局已经毫无作用。 是役也，刘戡兵团二万多人，在战斗中伤亡了五千余人，一万八千余人被俘。高级人员中，在故场毙命的，计有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九十师师长严明、三十一旅旅长李达、五十三旅副旅长韩指针、一五八团团长何怡新等。被俘的有二十九军参谋长刘振世、参谋处长吴正德，二十七师副师长李奇亨、团长邢志东，九十师参谋长曾文思、一五九团团长安梗南、六十一旅参谋长张辑熙，副旅长李秀岭，一五八团团长刘侗夫等。被俘后混在士兵中，乘夜逃脱出来的，有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参谋长敷明权，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仪、参谋长官润章，一五七团团长王公堂，六十一旅旅长杨德修、一八一团团长吴汝熙等。 王应尊当时乘夜脱离了俘虏行列，隐人深山中，两天后跑回西安；胡宗南接见他时，问到该师损失情况。王答复他损失了三个司令部（一个师部两个旅部）和三个步兵团（欠一个营），胡表示了一番惋惜后，却说：“只有这点部队，你为什么要去呢？”他自己在指挥，却似乎并不知情，全无责任。后来“绥署”召开高级会议，要王应尊和敖明权报告作战经过，他们把当时二十七师向刘戡提过的意见讲出后，绥暑参谋长盛文说：“二十七师的意见都很对，为什么刘戡不这样做！”反正刘戡已死，全部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去了。 在瓦子街战事结束后，三月三日，解放军又一举攻克宜川，记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五千余人歼灭。 宜川之战结束后，解放军的电台发出广播说：对胡部的负伤官兵给予疗伤，对死者均已代为掩埋。刘戡和严明的尸体也已找出来，而且予以装殓，并经送至某地（地名已忘），胡宗南可以派人前往接运，胡宗南听到这个广播后，寝食难安，要说是不去接运吧，又怕引起官兵和伤亡家属的不满，经过多番商讨，最后只好乖乖地遵命而行，派人去把刘戡和严明的尸体运返西安，开了一个追悼会，并呈请蒋介石追赠刘戡和严明为陆军上将。 第十回 顽抗无能　邱行湘洛阳锑羽 不敢再守　何文鼎逃出延安 宜川之战以前，西北战场上的胡宗南部队，只是一个旅一个旅地被歼灭；到了宜川之战时，便一个师一个军地被歼灭了，经过这一战之后，西北战场的整个形势，亦已随之改观；胡宗南肯定地走向斜坡；而西北野战军，则已创造了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的条件，向着更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了。 由胡宗南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共有二十八个旅，属于三个主力师，即整编第一师、整编三十六师和整编九十师。其中整编第一师之第一旅，一九四六年九月在晋南浮山已被解放军歼灭过一次：其中一六七旅的主力，在幡龙已被歼灭过一次；至于整编三十六师之一二三旅、一六五旅，在沙家店已被歼过一次，此次瓦子街：之战，整编九十师又破全歼。故上述三个主力师的兵力，就只有整编第一师的七十八旅，和整编三十六师的二十八旅，还没有受到歼灭。因此可以说，整个的胡宗南部队，已经没有多少精锐骨干了。 宜川之战以后，胡宗南直接指挥的正规兵力，只剩二十三个旅。这二十三个旅分布在下列地区：晋南临汾一个旅，已成了死棋；陕豫边境和洛阳、潼关线有九个旅，正被陈（赓）谢（富治）兵团吸引住；陕南有一个旅，任汉中一带的守备。此外，还有十二个旅，分布在由潼关西迤咸阳、宝鸡，北至延安这个“上”形的交通线上；其中有三个是“后调旅”，全系新兵；有两个旅是被解放军全歼后新近补充起来的；有两个旅也受过歼灭性打击；只有五个旅所受打击较少。可以想见，这些部队的作战能力都是不强的，而且极大部分在担任守备，胡宗南能够机动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在胡军以外，还有邓宝珊的两个旅在防守愉林；宁夏马鸿逢和青海马步芳的九个旅，则分布在三边和陇东。因此，把胡、邓和两马的部队合计起来，在西北战场上的蒋军，总共有三十四个旅． 再看看胡宗南摆在“上”形交通线上的十二个旅，其中受打方较少的五个旅，有两个旅（整编十七师的十二旅和四十八旅）困守在延安，三个旅在大关中；其他多数是新补充的部队，少数是受过歼灭性打击的部队。这就是说，整个大关中特别是甘肃方面，兵力异常空虚，无法阻止解放军的攻势。这种形势，就牵动了蒋介石在南线的一部分部署，首先是豫陕边境对付陈（赓）谢（富治）兵团的部署，所以，解放军在宜川大捷之后，不但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抑且影响了中原的形势。不但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力量对比，也更有利于解放军以后的南北配合作战。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原战场和陕北战场都很快便起了变化：中原方面，是三月中旬洛阳解放；陕北方面，是四月下旬延安胡军被迫撤退。洛阳的解放，把潼关与郑州之间的蒋军切断了。延安的被迫撤返，把胡宗南的防线进一步向南压缩到径渭地区；同时，也使由于侵占延安而骤长起来的胡宗南的虚威，彻底地破产了。 洛阳是怎样解放的呢？ 当时，守洛阳的蒋军，是青年军二0六师，师长是邱行朔。该师原隶陆军总部郑州指挥所指挥，指挥所主任是孙震，副主任是张士希，但一九四八年一月，邱行湘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把他拨归胡宗南指挥。这时候，正是钟松的三十六师在沙家店被歼，解放军陈、谢兵团渡何向豫西进迫，胡宗南赶紧把部队向南收缩之际。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修通陇海路潼（关）名（阳）段，并打通平汉路北段，使西北与中原、华北连成一气，井确保西安、洛阳、郑州三大城市据点，以稳定中原战场局势。蒋介石把洛阳伯青年军二①六师拨归胡宗南指挥，就是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的安排。 当邱行湘奉命改隶之初，归在渲关指挥所主任裴昌会的指挥系统之下。其时在洛阳以西和以南地区的胡军还有：整编第一师摆在陇海线的新安和渑池；重新补充起来的整编三十六师和骑兵第二旅，摆在宜阳和洛宁；整编三十师（欠三十旅）在洛宁和卢氏之间；整编六十五师在嵩县西北地区。他们以这个扇形阵势，东障潼关，西卫西安。 在关中方面，胡宗南本有二十九军之整编二十七师和整编九十师分驻宜君、洛川，整编七十六师之二十四旅守在宜川，整编五十七师驻于鳞游及；日永寿，但宜川人败之后，这些部队大部分被歼，关中即时感到空虚。关中一空虚，胡宗南的老巢西安，亦随之而又感到危急。胡宗南当然以顾住老巢为重，因此又令豫西部队星夜撤回憧关以西。这样一来，洛阳就被孤零零地丢在东边了．。 这时候，也正是蒋介石准备召开其“行宪国大”之际，他一心想打三两个胜仗，为自己“冲”一下“喜”。岂料在陕北等地反而连吃败仗，被弄得恼火异常，是故。当邱行湘奉命到南京见蒋介石面聆机宜时，一踏人黄埔路“官邸”，立刻就有一个待从副官出来打招呼说：“邱师长！这两天老头子因为战事和沙面事件（那是指在‘CC’指使下禁烧广州沙面英领事馆事件）的关系，脾气不好，你要注意一点。” 果然，邱行湘被引入蒋的办公室时，只见蒋板着面孔，一脸紧张忧虑之色。蒋对他说：“洛阳是秦、晋、豫三省的要冲，也是中原与西北联系的要点，一定要作长期固守的打算。”蒋又要邱行湘以洛阳为中心，组训民众，加强保甲工作，扩大地方武装力量。、谈到洛阳的形势时，蒋又说：“洛阳地形很好，易守难攻。洛阳的邙山、龙门、西工都非常重要，必须加强工事，研究防守，教育部队。飞机场也很重要，必须确实控制。”谈完这些之后，蒋又问邱：“格阳有无警备司令？”邱说：“没有。”蒋又马上写了张条子，加封他这个兼职。接着又问邱：“你有什么长处？”邱说：“没有什么长处，练兵打仗还有点经验。”蒋听后连连点头说：“军事的成败，关系到党国的安危，如果不打败共产党，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这几句话早就成了蒋介石“训示”中的符咒，这时又照例念一遍。 邱行湘见蒋之后，蒋经国又在碑亭巷“曲园”酒家请他吃饭。在吃饭时，蒋经国用“自己人”的口吻对邱行湘说：“国共不两立，我们一定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一定要把部队的战斗力充实起来，装备方面，你可以和我经常联系，逐步调整。现在广设失业失学青年学生招待站，可以源源补充兵员，”他还要邱回洛阳后，加强“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加强特务控制。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蒋经国还派了原任万县青年中学校长的赖钟声，到该师接任新闻处长。此外，政工系统的人员，还另有电码密本和专用电台，与蒋经国直接联系。 邱行湘这个“打手”回到格阳后，立即加强固守工事：在各要冲地区构筑坚固据点。在各据点均储备充足的粮弹和医药品，以便隔断后仍可以独立支撑，在各据点的本身，均巧为编成火网。并有上、中、下三层的射击设备，上层可作瞰制射击，中层与地面成水平，形成交驻火网，下层工事则为防御解放军云梯越壕、爆破攻击和坑道攻击之用，壕底同样构成火网。阵地前沿一般还挖有五公尺深宽的外壕。另外还设有伪工事，如桥梁、通道等等，以吸引对方爆破手接近，再利用两侧闭锁工事进行射击，且可越出闭锁工事捕捉爆破手。 在城垣工事上，邱行湘认为因直射火口多，火网构。成不易：又难形成多数能应付四而八方的独立支撑点，怕一处被破后，城防就易于瓦解，所以又在城门外和城墙角言广设独立小据点。并在瓮城外设置二至二道的工事，作为守城的依靠。 邱行朋为了防止城破之后全线瓦解，又在洛阳城内西北隅射界比较宽广的洛阳中学，构筑了核心阵地，并以此为基点，再辅以巷战工事，以期处处扎根，步步为营，进行持久作战。 为了扫清射界，邱行湘又整街整巷地大拆民房，被拆者在于五六百间以止，连当时由戴季陶派有专员看管的西门周公庙文物古迹，和城北的司马懿墓，也被拆挖得百孔千疮。 为了大量储粮备战，邱行湘又令兵站支部实行下乡武装证购。蒋介石还命当时的地政部长李敬斋，返其河南原籍，发动地方团队参加战斗。 邱行湘降下令洛阳人员和物资不准外撤外，还从郑州把武器弹药及一切军品，涟同郑州的军官眷属也一起搬到洛阳来。又令铁道运输部门，除调运物资和兵员到洛阳外，不准将车辆外调本撤退，总之，蒋介石对守城的设施，极力予以支持；邱行湘亦不顾一切，准备顽强死守。经过如上的设防和工作以后，蒋介石认为洛阳至少可以守一个月，邱行湘亦自我吹嘘，说“固守不成问题”。 邱行湘还调整了青年军二○六师的人事，把既亲蒋又能打仗的人，全都安排人指挥骨干中。在兵力上，洛阳有五个步兵团，中有骑兵队搜索营、迫击炮营、榴弹炮兵连、战防炮连、野炮兵连、重迫击炮连、工兵营、辎重兵营；军士队。此外还有宪兵连、“人民服务队”、豫西师管区步兵连保安第一团、保警大队。连洛阳附近的迷信组织“妙道会”也动用起来。“人民服务队”是类似康泽“别动队”的反动武装，本来是在陕北担任建立蒋政权区乡组织工作的，此时也调到洛阳，作为加强特务控制之用。二0六师又有上、中校级的军事、政治教官二百多人，又由他们编成了十多个督战队，分配丁各据点，以加强对部队的控制。从上述种种部署去看，蒋军在洛阳的做法，是要达到军事上强固和政治上顽固的目的。 三月九日，洛阳攻防战开始，前后打了六天，这个事前被蒋介石夸作“金城汤池”的重点设防城市，即被解放军攻克了。自二○六师师长邱行湘以下约二万人，全部被歼。 在战斗过程中。邱行湘曾电报蒋介石自我吹嘘：“我军士气旺盛，迭挫凶锋，斩获甚众。”蒋介石父子也回电说：“以寡敌众，殊堪嘉奖！希激励三军，坚守阵地，配合外围兵团，聚歼来犯之敌。”邱行湘和赖钟声接到这些“嘉奖电”后，即迅速在军中传达。以鼓动“斗志”。但鼓励“斗志”维持不到一周，邱行湘已以俘虏的身分被带到陈赓将军的面前。而南京方面，则忙于向邱的家人索取照片，准备举行追悼会，“表彰忠烈”。 洛阳解放，胡宗南伸到陇海线上的一条手臂被斩断了。这是三月中旬的事。而四月初，在其“上”形阵线北端的延安防线，也被迫撤守了。 四月初，胡宗南即派人到延安，与其整编十七师师长何文鼎商量撤守问题。西安的意见，是要十七师沿延安到铜川的公路回转关中，到洛川时，会合洛川的杨荫环旅，一同南撤。 但十六师的师、旅长，其时为沙家店和宜川大败的经验所震恐，认为沿公路线南下，行动受交通线的限制，不能机动，最好是把必要的重武器由飞机运回，其余则予毁弃，这样弃甲丢兵之后，部队行动才方便。在这种心情下，十七师以为很快就可以走路了，岂料西安来人回去了十多日，撤退的命令还没有下来。 究竟是什么原故呢？ 原来是，蒋介石刚在三月二十九开幕的“国大”上，自吹自搐过他侵占延安印“辉煌战绩”，怎能够言犹在耳，立即又让胡宗南的部队夹尾而逃？所以硬要十七师在延安多赖一看见段时间，才准他们走．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等人，为了掩蔽撤退的消息，还特意故作镇静，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原址大看其京剧。一自到四月二十一日清晨四点多钟，四山阵地响起了毁坏物资的爆炸声，人们才知道他们要逃了。 第十一回 滚出西安　胡军被迫退素岭 甘青解决　西北战场已改观 天亮前后，胡军整编十七师开始南逃。当时他们的行军序列是；四十八旅、师部．十二旅，当他们脱离延安时，回顾四山上林立棋布的高碉低堡，纵横交错的峭壁深沟，觉得这些由胡宗南封锁边区经验积累而成的“成绩”，而今却变成了封锁自己分割自己的工具；不禁要打冷颤，一年前他们侵入延安时的气焰，早已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他们虽然为了能脱离这个环境而略感轻松，但对于撤退前途，仍然是提心吊们。 这次整编十七师的撤追，不仅有该师的部队，还有行政单位的人员，还有由西安到延安去做投机生意的商人等等，也跟着军队跑，他们在一片混杂和煌急之中走了三天，于四月二十三日总算到了洛川。 十七师在洛川与杨萌环旅会合后；走路惟恐其迟，第二大继续向铜川撤退。这时候；他们的兵力因会合而增加了，与胡宗南的主力也接近些了，照理应该可以减少些紧张；但又不然，因为他们听说西北野战军的主力：正在泾渭河谷活动，觉得越向南推进，发生遭遇战的可能性也越大，所以精神上更加紧张。 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左右，他们行进到离洛川三十里的交河口附近时，即接到情报说，在交河口以南不远，通到铜川的公路两侧高地，有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在活动，并且沿途筑了很多工事。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立即召集三个旅长共同研究，大家认为再按原来计划走，危险性很大，遂决定改变路线，循通往蒲城的公路前进。 二十五日，他们到史家河地区宿营。 史家河是在一条东西向的狭窄川道中的村子。这条川道，把高原隔成南北两段。当天，杨荫环旅已走上南原，前进了八九里宿营；十二师师部率三十团在上了南原不远的一个小村宿营，三十四团派出去东南方约八九华里的地方，向黄龙山区警戒。十二旅旅部率三十六团住史家河，四十八旅则在北原露营，向西向北警戒。 二十六日早上八时左右，史家河西面响起了一片枪声，越来越近，派出去向西普戒的十二旅搜索排；约二十分钟后便被迫退回旅部附近。追击他们的西北野战军部队二三百人，也跟踪而来，与十二旅直属部队展开了战斗。 接着，南边师部所在地也响起了繁密的枪声；且范围相当广。首先受到追击的十二旅旅氏陈子干感觉到：这已不是地方部队的袭扰，而是一个较大部队的攻击开始了！ 进击十二旅旅部的解放军打了一个钟头左右，即转向史家河南原前进：陈子干立即派人去找四十八旅旅长康庄，共商对策，决定集中力量，向南原师部所在地攻击前进，俟与师部会合后，再作打算。 于是，以十二旅的一个团担任左翼，以囚十八旅的一个团担任右翼，于上午十一时左右，开始向南原攻击。 但其时南原已为解放军所占领。胡军前进困难，伤亡很大，战至下午五时左右，解放军主动向西撤去，他们才与师部取得联系。这一天的战斗，单是左翼的十二旅，便伤亡了八百多人，团长王灿辉被击毙。右翼的四十八旅，伤亡比十二旅少些，但也相当惨重。何文鼎师部直属部队也有伤亡，三辆战车上的驾驶员的助手，也有七人受伤，足见战况之激烈，只有杨荫环旅，在战斗发生时，为图自保，动也不动，故未有损伤。 二十七日，胡军按杨荫环旅。师部、口十八旅、十二旅的序列继续南撤。约在上午八时左右，殿后的十二旅部队，又遭到解放军的袭击。该旅部和担任警戒的三十五团第一营，都有伤亡，营长吴子昌还受了重伤，他们且战且逃，战斗了一小时，才得脱离战斗，幸免于全盘溃散。但亦有些部队完全失去掌握，行李辎重随处丢弃，弄得狼狈不堪。十二旅旅长陈子干面对这种情形，。非常焦急，除派人与三十五、三十六两团联络外，又指定公路以东三四公里的一条平行路线给他的三十五团走，他自己则带着旅部的直属部队，在离开公路约一公里左右的地方，即公路与三十四团之间行进。一边走一边收拾队伍，直到下午，秩序才逐渐恢复。 下午二时，西安派来一架飞机，投下命令，要十七师渡过洛河，经白水县向蒲城前进。 十七师改道后，本来就想要向蒲城前进的，而且在二十六日已派出师部的工兵营，前往洛河渡门架桥。可是，那个工兵营长，却因为不能完成任务，把部队丢下跑了。何文鼎找陈了干和康庄去谈。大家又急又愤，部主张严办那个营长。可是那营长早已鸿飞冥冥。 在这种情形下，何文鼎决定：命十二旅先行渡河，占领要点，以为掩护，并负责探侧徒涉场或准备架桥。四十八旅则留在对岸掩护，等待各部队渡河完毕后，然后渡河。 两个钟头后，十二旅的两个团已经渡了河，并占领了几处制高点，其时南岸没有情况，其他部队也已开始徒涉。 正当他们深自庆幸之时，西北方面突然响起了枪声。于是，徒涉中的部队固然争先恐后，连负责在北岸担任掩护任务的四十八放，也拼命抢渡。河北岸的制高点。很炔便为解放军袭击部队所占领；他们以重机枪向南岸扫射，并封锁了公路渡河点。南岸的胡军虽然能够迸行还击，但所有汽车．战车及大部分辎重行李都已无法照顾，只好抛弃于北岸，又替解放军当了一次义务运输队。还有师部率领的山炮营，则在史家河作战前一天；已被解放军截俘而去。总的说来，从延安南逃的十七师，除残部轻装得以保存外，全部重武器和大部分田辎重，都已在洛河以北丢光了。 当晚，何丈鼎的部队到达洛河南岸七八里的一个小集镇宿营，到翌日拂晓前，在镇南的小村庄，四十八旅的一个团，又受到当地人民游击队的袭击，前后几个钟头，他们一直在十七师的四侧活动，予以不小的阻碍。十七师在人心惶惶的情形，下向南续撤，到下午三时左右，才在白水县北二十里的地方，与胡宗南派去接应的部队碰上头，这时候，我们虽然松了一口气，但连休息也不敢休息，即继续向蒲城撤退，到达时已是夜里十一点钟了。 回顾胡宗南部队自一九四七年三月中旬侵入延安。至一九四八年狼狈撤回关中，一年之间，。扳兵折将，被歼十一个旅，人数在十万以上。其他的部队也受到轻重不一的打击。从此以后，便不得不退集到渭河北岸地区，进入其所谓“机动防御”的阶段了。 到了一九四九年春，胡宗南。为了暂保西安的安全，又后退到径河南岸布防，并在三原配备前进阵地。五月中，这一带阵地被解放军突击，很快便告瓦解。五月二十口，西安宣告解攻，胡宗南终于被赶出老巢！ 西安解放后，解放军继续追击，扩大战果，迄六月五日止，渭河以南、秦岭以北．潼关以西、虢县以东的陕中广大地区，全部解放。西北的战局，亦随之起了基本的变化。 胡宗南的部队，被迫退踞凤翔。宝鸡以及滑河南面的五丈原一带。这一带，自古是兵险之区，胡宗南退踞于此，是想凭有利地形。节约兵力，争取喘息时间，整训部队；并策划建立川陕甘边区根据地，再作最后挣扎，他当时的作战方针是：“第一线部队保持机动，避免决战，采取逐次抵抗手段，争取时间，消耗敌人，待机转移攻势。” 后来的事实证明，胡宗南的这种打算不过是梦想。但在这时，胡的心腹亲信，对于他的这一着“妙算”，曾不断地夸夸其谈。比方胡的副参谋长沈策，就对其时已拨归胡宗南指挥的六十五军军长（后兼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吹过：“我军主动由关陇地区撤守秦岭山岳地带，是西北战场在战略上的重大决策。秦岭山峦重叠，坡陡无路，到处可以据险扼守；居高临下，俯视秦岭以北广阔平原，使敌人一举一动，、都暴露在我军眼前，寸步难行。我军则进可攻，退可守，利用这一天险，整训部队，养精蓄锐。如敌人胆敢继续西进，深入腹地，我们伺机而出，腰击敌军，一举可以收复关中地区。以奏岭为屏障，可以称之为中国的马其诺防线。人冬封冻后，敌人要是亡想攀登，冒险偷击，我军不用开枪射击，只用木棒石头，就可以把它击溃。我军守住秦岭，陕南、川北以至成都平原，大可高枕无忧。” 在上述的打算之下，胡宗南首先带着汹的着家本钱——陈鞠旅的第一军（原为整编第一师，这时候整编师已恢复为军的旧制，下同）退踞汉中，只留其“绥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在宝鸡指挥，执行所谓持久抵抗的任务。在裴昌会指挥下的部队，有三十八军、五十六军的一个师、六十五军和九十军。 胡军退集到这一天险地带之后，险是险了，但因而也望大叫苦。国为在我们“俯视”之下的秦川产粮区，已人了解放军的掌握，胡宗南的部队只能猖集于山区，粮食的补给乃渐感困难。且因蒋政权经济破产，钞值日降，在有些市场上，甚至被人拒用，是故官兵拿到了“金元券”也买不到东西，一时怨声四起。这种情形，影响到军纪方面，就使它变本加厉，越搞越坏，槁到后来。军队所到之外，商店闭门，人民逃避，胡军又自食其苦了。 到六月间，将介白又妙想天开，要想“恢复西安”。 “诙复西安”的想法，本是由甘青宁的马家军提出来的，自从胡宗南的部队逃窜到凤翔，宝鸡和陕南地带之后：陇东和陕甘公路完全暴露，马家军的地盘亦立即受到威协。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便由马鸿逵出面，电请蒋介石转令胡宗南“协同”他们去恢复西安。 蒋介石同意了马家军的请求，却打乱了胡宗南的计划，使他十分苦恼。因为胡宗南如果守得住，当初便不会退出他的老巢。现在即使在马家军“协同”之下，能够暂时恢复，也难于确保下去，又拱手让马家军攫去，对他更不上算。可是蒋的命令已经下来，他亦不能不应付一下；再说西安本是他的老巢，他自己守不了，而今别人“见义勇为”，愿出部队“协同”他去“恢复”，如果他不同意，又实在说不出理由。马家军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使胡宗南无法退避。经过几度磋商之后，双方总算达成协议。 于是，马家军沿着陕甘公路倾巢而进，直扑咸阳；甘肃省主席郭寄娇也把由该省保安团队编成的一一九军，归人裴昌会的第五兵团序列。胡军遂以一一九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分由渭河南北向武功、周至之线推进。 但两个系统的部队各怀目的，各自指挥，连第一线的部队也互不联系。马家军甚至不许胡军派去联络的官兵通过他们的警戒线，这样的“协同”作战，大家都弄得很不开心。后来马家军在咸阳城廓受到挫败，胡军东进部队在武功，周至之线遭到阻击，也不能前进，于是就互相埋怨起来，马鸿这因为自己的骑兵伤亡惨重，屡次在电话里诘责裴昌会道：“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躲在后边不进？”有一次还说：“你们早在抗日时期在咸阳城廓构筑的工事不撤除，硬叫我们碰钉子！”但胡宗南则认为两马索来狡猾，叫裴昌会不要迁就他们，以免上他们的当。总之，一边打仗，一边互相猜忌，弄得矛盾重重。、 而在胡军内部，也发生了怨对的情绪，有些人说：“如果要采取攻势，为什么第一军躲在汉中不开上来？如果要休整、为什么要我们走来走去？”： 到了七月中旬，解放军主力集结完毕，即在扶风、眉县地区发动攻势。马家军在醴泉、乾县一带的部队，首先偷偷地回窜；而由裴昌会指挥的胡军，自七月十一口晚上起，只经过十六小时的战斗，四个军已被打得零零落落。是役也，解放军毙伤胡、马部队一万三千余人，俘虏三万一千余人，并于七月十四日收复宝鸡。 自此·胡军只好退守秦岭和甘南的徽成两县以北高地，且迫得再把第一军北开。到其时，胡军右翼凤县地区，摆的是第一军；左翼徽、成两县一带，则是六十五军和九十军的残部；力量又再被削弱了。 在扶、眉战役之后，西北解放军对胡宗南部队只采取监视态势、而集中精神西上，首歼青海马家军主力，于八月二十六日解放兰州。另一路则于九月六日解放了西宁。至此，西北战场上的胡宗南、马鸿逮，马步芳的部队，均陷入分割孤立地位，再要槁什么“协同”作战，已经没有可能了。 第十二回 迭出风波　新疆局面多惊险 通电起义　和平解放终告成 新疆的起义问题，在扶（风）眉（县）之战以后，就已开始酝酿了。自那个时期起，国民党西北军攻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府秘书长刘孟纯、省府委员兼迪化（即现在之乌鲁木齐）市长屈武、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刘泽荣、警备总司令部政治处长梁客博等人，即不断交谈，且各向有关方面联系与分析，进行初步的工作。 其时，属于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序列的部队，计有整编四十二师所辖的一二八旅、六十五旅、骑兵一旅、骑兵九十四旅，整编七十八师所辖的一七六旅、一七八旅、一七九旅，整编骑兵第一师所辖的第一旅、第二旅等，约共十万人。李宗仁“代统”之后，为了增加自己的资本，于一九四九年二月间，即妙想天开，打电报给陶峙岳，叫他除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之外，把其余的部队全部调进关内，参加作战。同时，马步芳也要把骑兵第一师调回青海，宋希镰要把军长训练班的全部人员及其武器装备调进关内，总之，那些人都想把武力抽出扣。 这些部队派系复杂，究竟听调不听调，实在连陶峙岳也作不了主。为统一各部队认识起见，陶就以整编部队名义，召集师旅长会议，结果意见纷歧，未作具体决定。陶则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等理由，虽然做了开拔计划，但计划开得大，其客观结果就等于拖延。他本人也一再以种种理由，不去南京，也不去广州，争取时间，以等待情势的发展。当时，马步芳已接任西北军政长官。在上述驻新部队将领中，最听其指使的当然是他的嫡系骑一师师长马呈祥、七十八师师长叶成及其所属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都属胡宗南系，其中罗恕人与马呈祥私交甚好，勾结也最密，叶成则俯仰于其间。这几个人的共同意识。就是反共。因此，在考虑起义向题时，这几个人是问题中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这几个人是最大的问题呢？因为在驻新部队中，约有半数操在这几个人的手中，他们的动向如何，影响很大。 至于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则情形与他们不同。赵当时兼任新疆警备副总司令，驻在南疆喀什，早在八月中旬，陶峙岳即已偕同联勤总部驻新物资供应局局长郝家骏、政工处长梁客博两人，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约赵到马耆见面，和他密商起义部署事宜。赵已深表赞同，因此南疆就由他负责，不会再出什么岔子。 到了兰州战事紧迫之际，驻新部队的内调问题，又突然紧张起来：以马呈样为中心，以罗恕人为主谋，都请求内调，骨干里则是反对起义。于是，情势发展到严重关头了！ 所谓严重，有两方面。在马吴祥等人的看法是，如果兰州出了问题，进关的路就等于断绝了，所以此时不去，以后就很难再去。而在准备起义的陶峙岳等人来看，由于部队将领情况复杂，在这重要关头，如果处置失当，闹成决裂，后果即不堪设想， 那又怎么办呢？ 陶峙岳只好与他们从事长谈，从新疆本身的特点谈起，联系到当时的全国局势，剖析利害，天天谈，夜夜谈，谈的方面很多，无非希望他们放弃内调的打算；并答应于必要是，可满足他们的个人愿望，由他们再作考虑。 这样的谈，一直谈到兰州解放前夕，因为时机已紧，陶峙岳也不能不但白地表示态度了。他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应干涉他人自由。但任何人作任何重人决定的时候，都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不赞同起义，也就是不需要和平，那么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谈到战争，必须在作战上能操胜算，后勤上有把握，才能应战，我们新疆的部队为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何况从军事上看，如兰州、西宁失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运输困难，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能不能作战呢，再从基本上说，新疆的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民族的关系，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基本政策上，一切都需要运用和平方式，也就是要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否财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自己，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我们不争取主动，求得和平解放，那么，十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引起民族仇杀，都是必然的结果。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落到既不能战，又不配谈和的地步：势必进退两难：这又何苦来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请大家选择吧！”这一席话，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人听了也未表示反对。自然，他们的思想感情不会这么容易就变，不过是陷于动摇、矛盾之中罢了。 果然，不久之后，又来了一个紧急的变化！一天深夜，陶峙岳已经就寝，忽然有人来叩门。 那叩门的人，是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他进来之后，就对陶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君侧，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奇.书.网-整.理.提.供)。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来相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队内回去。” 陶峙岳虽然碰到这突如其来的急变，但很镇定，一面把叶成留住，一面即给罗恕人和马呈样打电话；坦白诚恳地跟他们说话，并约他们来面谈。 罗、马二人一到，淘即直截了当地问他们：“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枪声一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对你们有什么便宜？” 罗、马二人听后，起先相顾无言。沉默了好久，罗、恕人才嗫嚅他说：“我们内心有痛苦，你却象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每讲不过你……” 陶峙岳对他们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只知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该让我以冷静头脑力你们考虑问题，如果回应恰当，又何用一遇困难，就长吁短叹呢？目前整个形势，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应该不再去想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烦恼问题丫。你们带部队去也好，个人离开也好，望再仔细想想：我要把一颗赤棵裸的心摆在你们面前，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的责任，只要尽到责任，虽死不辞！”就这样谈开了头，然后再谈下去，罗恕人和马呈祥才渐渐平静下来。直到东方发白，始各自散去。——但问题实在并未解决。 到了第二大，陶峙岳单枪匹马，不带卫兵，一个人闯进骑一师的师部。其时，马呈祥和罗恕人等正在开会，商量次一步行动，忽见陶峙岳突如其来，神色立表；不安。后来相度情势，看不见陶峙岳带一个随从，始感到释然。陶又趁机对他们作了进一步的解说，情势才得到了暂时的松驰。 在内部情势呈现急剧转变的时候，外部形势也有了急剧的转变了：紧接着兰州解放之后，相隔不过十天，青海的西宁也相继解放。 西宁解放，马家的巢穴宣告最后破灭，马呈祥也再无留恋余地了。马呈祥且得到消息，他在青海的家人，已经逃到广州。而马步芳最后逃往香港时，把骑一师应得的军饷银元五万元也带去，这也使马呈祥极为不满说马步芳“临难不相顾，情谊何在！” 在这种种内外情况影响之下，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三人向陶峙岳表示：愿意交出部队：办清手续。个人离开，循南疆去印度，这样，事态又转入另一个阶段。 本来，自从六月份起，蒋介石对驻新部队饱项便已分文不发，而只以开拨费名义，拨去过一百万元，目的是迫他们内调，这笔款通过兰州公署，又被马步芳扣去二十万，所余的八十万元，只足够维持部队的生活两三个月。在断绝饷银仍不能达到目的之后，虽然陶峙岳还未宣布起义，蒋介石和胡宗南已一面打电报骂他“投降共匪”，一面指使分化驻新部队将领，以图捣乱。直到马呈祥等人准备离开新疆的前夕（九月二十三日），胡宗南还分电马、罗、叶三人要他们把部队带到南疆，许以空投接济，但马等认为“大势己去，不能有为”，只好走了。 于是，九月二十四日那天，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人，带同他们的家属，一同离开了迪化。二十五、二十六两闰，陶峙岳和鲍尔汉率领军政人员发出起义通电，新疆终于和平解放了。 十月六日，陶峙岳将军偕郝家骏东赴酒泉，其时，参加了起义工作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和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已经先到了酒泉。在酒泉，陶峙岳会见了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奇 -書∧ 網并在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主持下。商定起义部队改编方案。十月间，解政军先头部队战车第五团到达了新疆首府一一迪化。大西北问题于是完全底定了。 第十三回 汉中会谈　两蒋将欲撤滇缅 包围合击　解放军三路入川 在这以前，蒋介石已把注意力转到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他希望凭借天府之富。作其最后挣扎．是故宋希濂的部队由湘鄂西移，准备退保川东，在陕南、甘南的胡宗南部队，也准备退入川北。于是，在八月中旬，、这两个蒋介石的大将碰头了。 八月初，宋希嫌把他的司令部由巴东移到恩施后，几日即飞往重庆。他当晚去见了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翌是又拜访了钱大钧和杨森，然后与胡宗南通了长途电话，约定十一日在汉中相见。 十一日下午三时，宋乘军机飞抵汉中，胡宗南亲到机场迎接；当天晚上，两人便就当时局势，进行长夜之谈，从下午八时开始，一直谈到深夜两点多钟，足足谈了六小时以上。 在开头的一个多钟头里，他们谈国民党二十年来的统治，认为成绩太差：政治上贪污成风，腐败无能，弄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经济上弄得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党务一团糟，虽有几百万党员，但毫无组织力量：军队中也矛盾重重，指挥紊乱，士气消沉；认为上述种种，就是三年来失败到这般田地的重要因素。他们于唉声叹气之余，又提出下列几个问题来谈： （一）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在短期内爆发？ （2）中国共产党内部，有没有分裂的可能？ （3）就目前形势去看，能不能保住西南、华南、台湾等地？ （4）如果共军向西南进攻，能不能与他们进行决战？如果不能进行决战，应该怎么办？ 这两个蒋介石的门生，对于第一个问题，“英雄”所见略同，认为短期内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在第二次大战中，苏、英、法等国损失惨重。决非短期内所能恢复，当然不愿打仗。美国虽损失较小，但美国人民不要战争，美国政府要想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非在思想动员上确有把握，也不敢轻举妄动。而且美国的一贯作法，是由它出钱出枪，利用别人去打仗。等到人家打到两败俱伤的时候，它出来捡便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此时如果再有大规模的战争，必然就是美苏之间的战争。西欧许多国家没有力量打，那些国家的人民，更是厌恶战争。没有西欧国家打头阵，美国要想组织五六百万大军到欧洲去同苏联打仗，是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势下，短期内决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结论是：靠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根稻草来救命，必然靠不住。 谈到共产党问题，宋希镰表示，他在抗日期间。没有和八路军接触过；抗战结束后，自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他在新疆，对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情况，也了解得不多。但胡宗南却因为长期负责替蒋介石封锁边区，且有一批如梁干乔之流的“军师”，自认为有相当的研究。他认为自抗战时期起，共产党便建立了许多游击根据地，许多人各据一方；现在力量更趋强大，一定会互争雄长。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争权夺利的经验太丰富了，以己度人，便得出了这样的“高见”。总之，这个无能之将，看到自己的船将沉，也梦想来一阵狂风，把别人的船打破。 虽然有了这些“希望”，但他们对于保住西南和华南，还是感到悲观。照他们当时的估计，解放军正规部队已发展到四百万人，再加上地方兵团及民兵组织，可能已达到一千万，解放军既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必然很快地就要向各地进军，统一全国。而蒋介石的军队，仅剩了一百多万，且散布在新疆、甘肃、陕南、四川、贵州、云南、湖南、鄂西、广东、广西以致于台湾等地，无论就数量和战斗力来说，也无论在任何地区，都己不能进行决战。因而在大陆上，不论西南或华南，都不会保守得住。只有台湾一地，由于地理条件关系，还可以暂时苟安。 最后，他们结合上述的内外情势，联系自己的命运，又讨论到“保卫西南”的前途问题。对这个问题，谈的时间最多，也最详细。他们先盘算了其时在川、康、黔、贵、鄂西北及陕甫地带的蒋军力量，得出账目如下： （一）在陕南，川北一带，归“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的，有李文的第五兵团。裴昌会的第七兵团、李振的第十八兵团（按：其时胡宗南的兵团组织已调整），辖第一军（军长陈鞠旅）、第三军（盛文）、第十六军（冯龙）、第三十军（鲁崇义）第三十八军（李振西）、第二十七军（黄祖勋）第六十四军（胡长清）、第六十五军（李振）、第七十六军（许良玉）、第九十军（周士瀛）、第九十八军（刘劲持）、第一一九军，共十二个军。 （二）归“川鄂边区绥署公暑”主任孙震指挥的，有孙元良的十六兵团，忙第四十一军（军长孙元良兼）、四十七军（原为杨煦宇，后为严诩），共两个军。 （三）归“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指挥的：有何绍周的十九兵团，辖第四十九军（军长先由何绍周兼后为王伯勋）。八十九军（刘伯龙）共两个军。 （四）归“云南绥靖公暑”主任卢汉指挥的。有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余程万）、新编第十三军（余建勋），新编第十囚军（龙泽汇），共四个军。 （五）归“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挥的，有钟彬的第十四兵团，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辖第十五军（军长刘平）、第七十九军（方靖）、第一二二军（张绍勋）、第二军（陈克非）、第一二四军（顾葆裕），还有不属于这两个兵团的第一一八军（陈希平）及由湘西地方恶霸武装改编而成的新编第一师（师长田载龙）、新编第二师（周燮卿）、新编第三师（陈子贤）、新编第四师（罗文才）；共六个军另四个师。 （六）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接指挥的，有罗广文第十五兵团，辖第一0八军（军长罗广文兼）、第一一0军（向敏思），共两个军。 （七）由郭汝瑰指挥的二十一兵团（该兵团最后组成），辖第四十四军（军长陈春霖）、第七十二军（郭汝瑰兼），共两个军。 （八）此外，还有属于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属于邓锡侯的第九十五军，属于杨森的第二十四军；还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辖的几个独立师，再加上四个省的保安队，估计总兵力在五十万左右。 胡、宋两人盘出了这一条账目后，又认为这些部队，有许多都是新编成的，装备不全，尤其缺乏训练，战斗力脆弱，而且散布在西南这样广大的地区，除了公路之外，连一条铁路也没有，。要想集结兵力在某一地区进行决战，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上述那五十万的部队中，属于胡宗南和宋希谦指挥的，超过半数以上，因此可以说。他们就是蒋介石在西南的两张王牌，他们既认为解放军不久即将向西南进军，而自己又绝没有力量和办法进行决战，为了不坐待消灭，那么下一步的问题，自然是如何避免解放军的围歼以保存实力了。 胡、宋两人就这个焦点谈了很久，最后定出了如下的方案： 为了保存实力，静待时机，必须设法避免部队被共军包围消灭。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第一步应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的基地。第二步俟共军开始向西南进军时，应立即将主力转移至滇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上带，以一部转至滇南之车里、佛海（按：即现在之西双版纳）一带。如将来再受共军压迫时，则以主力退人缅甸，以一部退至滇、缅、泰境。为顾虑到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人境及敌对行为，必须具有击破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入境及敌对行为，必须具有击破缅军的决心和力量，因此在转移时，必须尽最大努力，保存现有的重武器如战车及重炮、山炮等。 根据这个决策，商定由胡部设法抽调约一个军的兵力，开驻川南的乐山、峨眉、新津等县，准备进入西康；由宋部抽调一部分兵力，开驻泸州，为将来主力由盐津、昭通、会泽等地开往滇西，作好准备。 为使这个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应先解决刘丈辉，以控制西康，并以西昌作为第一个根据地。 胡、宋两人又决定，上述方案，等蒋介石八月下旬到临时，向他当面陈述。 八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由台湾经广州飞到重庆，所有在西南方面的国民党军事、政治、党务的主要负责人员，也随之陆续抵达。胡宗南和宋希濂乃相约前往重庆山洞陵园见蒋，面陈他们在汉中商定的方案。 第十四回 川东紧张　蒋太子前往打气 狼狈西走　陈克非退向綦江 当胡宗南和宋希濂陈述了在汉中商定的方案后，蒋介石认为：（一）展望未来，两广势难保持，在华南丢掉之后，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够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二）如果把大陆完全放弃，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三）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其是四川，人力物力很充足，必须保持这一地区。（四）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只要他们不在后方捣乱，应设法加以拉拢。结论是：不同意主动退到滇缅去。因此，胡、宋两人只好把“满腹经纶”暂时搁下。 自此，蒋介石便一意经营西南，想保持一个偏安之局。但解放军方面，却已决定向西南进军了．他们的准备是：杨勇兵团，由湖南直趋贵州，然后插人川南；陈锡联兵团，则向湘西进击，然后插入川东；周士第兵团，由北向川西压迫。总之，总目标均指向四川，以粉碎蒋介石负隅顽抗之想． 十一月初，宋希濂下面的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为了解决部队棉衣问题，由恩施到了重庆。他正待向军需处交涉，却忽然接到一张请贴，作东道主的竟然就是军需署长陈良和“大名鼎鼎”的胡宗南，这件意外的事发生于此时，真叫他喜出望外。 陈克非跟陈良和胡宗南两人足素未相识的，但相见之下，对方都很客气地说：“今天为钟灵（陈克非号）兄洗尘，四菜一汤，聊尽慰劳之意。”陈克非也忙个迭地答吟道：“你们两位这样的对我，真使我却不恭受之有愧．只有竭尽棉薄，报答党国、并答谢两位今大对我的厚意。” 在吃饭当中，胡宗南和陈良一再向陈克非详询两年来的作战情形，到作别时，胡宗南又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大家好好地努力，军事局势不是不可以挽回的。请转达荫国（宋希濂字）兄，目前国际局势有利于找们，不刊于共产党、更不利于赤色帝国主义、我们的老头（指蒋）是有办法的。” 陈克非趁机向陈良要求道：“请署长允许我三个方便，前方大气已冷，宋部兵站，今年只发我部五成棉服，困难太大，可否为我设法解决？” 陈良很慷慨地说：“请告诉我需要多少套？” 陈克非说：“我老实告诉署长，去年我们还有一点库存，今年宋兵站分配找一万二千套，如能再补发一万套，就可以解决困难了。” 陈良笑着说：“没有问题。”立刻就取出名片，在背后写道：“照发第二军棉军服一万二千公，并车送前方不误。”不但满足了陈克非的要求，而且数日还多加了二成！陈良递过名片时又说：“请叫你的重庆后方办事处处长明天就到被服处领取。”胡宗南也在旁帮腔道：“凡有关军需的困难，只要找陈署长就能解决。”陈克非想不到问题如此痛快地解决，禁不住满身轻松．那时候也还不明白，原来是蒋介石要收揽人心，所以由胡、陈两人来向他做功夫了。 正当陈克非在重庆得意之时，前方已经告紧，他就赶快飞返恩施。他一下机，见宋希濂正在机场等候出发．宋告诉他：“龙山方面情况较紧，你部今天可达咸丰向来凤前进（上述各县均在鄂西）。”两人数语刚罢，立即乘车向咸丰追赶部队，再转来凤。时因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达川湘接界之秀山，陈克非的主力（第二军），又赶紧转向川东的黔江和彭水，企图由被动转为主动，打击西进的解放军。 陈克非到达黔江，在宋希濂总部与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见了面，钟劈头便说：“我这个十四兵团，实在可合并到你那个兵团，由老兄一起指挥，更为方便。”［ 奇 书 网 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 陈克非听了钟彬的话后，料想其中必有原因，便说：“钟公！我与你过去虽未曾在一起共过事，但我公之卓绝指挥才能和威望，在我心目中早有深刻的印象。今天我公如此说法，真使我难以猜准你闷葫芦中的药了。” 钟说：“丢那妈！讲老实话，刘平我实在指挥不了。他是第二军出来的。第十五军的干部也是从第二军抽调的．所以我说，由你来指挥较为方便，这是切和实际，井无其他意思。” 其时钟彬的十四兵团，指挥的是第十五（刘平）、第七十九（方靖）、第一二二（张绍勋）这三个军、他所特别提到的第二军，就是陈克非做过军长的。 说到第二军这支部队和陈克非这个人，在蒋介石的部队中，也确有一些特别的地方：陈是浙江人，又是黄埔五期，他在蒋的最基本嫡系部队第九师，从少尉排长逐级上升，到一九四四年升到师长、这第九师不同于其他部队，他是由蒋亲自掌握的。一九二五年，蒋将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扩编两个师，后又收了许崇智部，改编为一个师，共同组成为国民革命第一军，由蒋自兼军长，一九二八年到达济南后，调整建制，第一军的第一师就改称为九师，第一任的师长是蒋鼎文、一九三o年蒋又以第九师为基础。建立第二军，以蒋鼎文、陈诚为正、副军长，辖三个师，即蒋鼎文的第九师，陈诚的第一师，夏斗寅的第十三师、以后陈诚的十一师又扩为十八军，这就成了他的“土木系”（十一为“上”，十八为“木”）的底于。第二军一九三七年李延年接任军长，到一九四二年交与王凌云。抗战结束后，军改为整编师，第二军又改回老番号——整编第九师，原第九师改称整编第九旅、一九四八年恢复军的建制，整编第九师又挂上老招牌，仍为第二军，由陈克非接任军长、从这些历史上，可了解到第二军和陈克非在蒋军中的地位。因此钟彬对陈克非所发的那番牢骚，井非无国。 且说陈克非听了钟彬的牢骚话之后，又说：“说甚么你兵团我兵团，又有什么第二军，第十五军，还不都在主任（指宋希濂）的指挥之下，同样奉行命令，何况现在敌情日益嚣张，我们应以上下和衷共济，彼此团结一致，才能克敌致胜，如果存有隔阂意见，就会抵消力量，遭受大败。” 正当陈克非和钟彬在作不愉快的谈话时，宋希濂走进来说：“现在的情况一天天紧张，你们的看法如何？” 钟彬叹了一口气说：“还有什么办法？打光算了！”陈克非则认为“要看机会脱离战场”。 宋希濂便问：“如何脱离战场呢？” 陈克非说：“川东地形复杂，山洞很多，可化整为零。我部报话机很多，彼此联系，又可看机会集零为整、或者拖到滇西以至印缅边界，待第三次世界人战发生后再起。” 从上述情形、可以看到宋希濂及其部将，对作战前途都觉得悲观，而且彼此之间也并不和洽、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到了十一月中旬，陈克非的第六军，已被迫向彭水南北之线转进．当时，宋希濂和陈克非两人同在彭水西岸，看着部队又狼狈、又紧张地渡河，心头都有说不出的滋味． 在部队渡河将近完毕的时候，宋希濂对陈克非说：“今天晚上蒋经国会到江日来（其时宋的司令部在江口），可能老头子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指示，等一下你我回到江口见他，再到我司令部吃晚饭。”陈克非从来未见过这位“太子”，心想：“总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竟至于要派自己的儿子出马呢？”——这一天是十一月十七日。 当陈克非跟着宋希濂回到江口时，蒋经国早已到了司令部，蒋介石要他亲来前线．小过足所调“亲切慰问”那一套，希望借此打打气，要他们打得卖力些、在谈话间，蒋经国还掏出蒋介石的两封信来，分别交给宋希濂和陈克非。 蒋介石给陈克非信上，冒头先来个“克非吾弟”，跟着照例骂了一番“奸匪”，然后悲叹道：“戡民以来，匪顽未止，皆因我军将士未能以雷霆万钧之力为锤击、更未以金汤百仞之因施堵歼。”到了最后，又再加上一段陈词滥调：“凡我总理三民主义之信徒，均应本黄埔革命之精神，同心同德，再接再厉，矢勤矢勇，必堆必忠，励行总理遗教，服膺黄埔校训，下下同心，彼此协力，就在川东战线上，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定可计口以待．要为已死之官兵复仇雪耻，要为被难之黎民救命申冤。不消火奸匪，誓不甘心。不完成建国统一，决不罢休、临书匆促，不尽—一，特饬长子经国持书前来代达余意，并祝军祺。中正手启。”象这样的信，可谓语言无味，空话连篇、下过对于那些久受“校长”熏陶的老实人，却仍然有它一定的刺激．更加以“御笔”亲挥，“太子”面送，又不称“某某军长”，而称“某某吾弟”，那就会使受之者感到亲切逾常，光宠无既，而发生妙用了。所以当时陈克非接信之后，就在心里一面抱怨友军不争气，一面为“校长蒋公”着急，一面又想怎样做个“忠臣孝子”，以报蒋的“逾分之恩”、他在蒋经国面前表示：“一定克尽厥职，做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蒋经国也把高帽子双手奉辛，称他为“标准将领”。 当陈克非满心兴奋地返回彭本驻地时，据其参谋长徐建德报告，第二军第九师正在黔（江）彭（水）边界的黄草坝附近与解放军酣战中，且“颇有收获”、这更使他梦想可在川东“以雷霆万钧之力为锤击，以金汤百仞之固施堵歼”，为蒋介石树立功勋。 岂料好梦不长，不久之后，钟彬的十四兵团在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迅即溃不成军，陈克非和他的第二军主力，亦被隔断而失去掌握、情势急转，他们在白马山的几个司令部，立即夺路而逃、宋希濂的吉普车轮胎破了，赶快换上陈克非的预备胎，才得仓惶逃走；十五军军长刘平在狼狈情况之下，搭上陈克非的车子，才得仅以身免． 当他们西逃之时，车过南川，见罗广文的部队正向川东前移、表面看来，罗的队伍很整齐：新毛巾、新帽子、新皮带，样样俱全，军容不坏。但仔细一看，才知道都是新兵．陈克非和刘平明白：这样的部队是顶不了事的．但有罗广文去挡挡，总可以争取到一点时间，让他们喘一口气。若是罗广文也很快就垮下来，也可使他们为自己的溃败多一个卸责的理由．就在这种种想法下，陈克非、刘平逃到了綦江附近的万盛场． 他们留在万盛场的三天，罗广义的部队也被打垮了． “走向哪里？怎样走？”这时成了陈克非、刘平心中的大问题．传来的消息说：“蒋介石与胡宗南的部队还在重庆，要同重庆共存亡。但下命令：凡前方退下来的部队，一律不准经过重庆。车辆通过时，也不准搭乘人员．并在海棠溪设有盘查站，如有将领不听命者，杀无赦！” 尽管如此，陈克非和刘平也只好再退向綦江．到达之后，电报局便有人来叫陈克非去听电话。 原来打电话到綦江找陈克非的是参谋总长顾祝同．顾问陈：“宋希濂现在哪里？，你同他有联系吗？”陈说：“三天以前在南川曾见过他一面，当时他对我说，要去涪陵找钟彬。” 顾又问：“涪陵那里有什么部队？怎么会跑到那里去呢？陈说：“刘平的十五军有一师在彭水右岸经共军突破后，就向涪陵方面脱离，这是段国杰（什五军二四三师师长）的无线电报告。宋主任在南川离开后，电台也联络不到了。此外无其他部队” 顾说：“既然宋希濂不在，电台也无法联络，那只好暂时不管他了。目前綦江警备由你担任。”陈说：“从离开白马山以后，我的战斗部队已被隔断，将近一星期以来电台曾取得联系，我身边听掌握仅是司令部的特种兵炮兵营，辎重兵团，通讯营、特务营、工兵营，不能担任警备。” 顾说：“据空军侦察报告，今天向綦江行进的部队，还很整齐，有十余甲的行军长径。现在綦江的警备任务，唯一的目地在了知道敌人是什么时候到綦江，侦察的面放宽一点，远一点，而不是固守，这样的警备任务，难道都不能担任吗？”陈说：“这样的警备任务我能担任。但事前要向总长报告说明一点，如发生情况，电话失却联络时，我便要派车送请报，请总长饬令重庆警备部队准予通行。” 就这样，陈克非接受了警备綦江任务，他认为这样的任务，不过是在綦江放步哨罢了、因此命令汽阵队派出一辆大吉普，装载了谍报队和便衣通讯兵，随带报话两用机，日夜轮值、并预期向江津、来凤，壁侦察道路。 但到十一月底，石角传来情报，说离石角不远已发现情况，万盛场已到了解放军一师之众，并有后继部队、陈克非一面急忙报告，一面就向壁山转移，所谓警备綦江的任务即算“完成”。 接着，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与重庆共存亡”的蒋介石亦逃往成都了。 在这段时间，作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上任的宋希濂，究竟踪迹何在呢？ 第十五回 清水溪畔　解放军忽从天降 大渡河边　宋希濂终于被浮 事情是这样： 宋希蹄在十一月二十一一日，率其司令部离开江口，车过武隆时，据传间，当天早晨，在武隆下游约二十多华里的羊角碛附近，发现寻岸有人叫喊：“我们是八路军，快把船放过来。”宋认为这，消息虽然来认证实，但十分值得注意。 二十一日个午六时左右，宋布濂撤抵白马山顶，吉普车的一个轮胎爆了，囚为没有备胎，只好下车，让司机进行修理。并顺便察石地势。 不到半小时，陈克非和刘平同乘一辆吉晋车，也退到白马山山顶。陈克非看到宋希嫌的车胎坏了，就把他车上的预备胎交宋使用。就在此时，宋把在武隆听到的消息告诉陈、刘二人，大家认为不管消息是否可靠，都值得严密注意，因为如果解放军在羊角碛过了江，到了白马山上，截断川湘公路（羊角碛即在白马山北面山麓），居高临下控制了要点，那么，从东面辙下来的部队都通不过来，情势即十分可虑。宋紧接又问陈克非：能不能抽出一两个连，迅速前往羊角磺附近防守？陈说办不到。宋又说：既然办不到，你军部直属部队的先头部队看来快到了，可叫他们先在北面山腰占领警戒阵地，以防万一。”这时，陈克非从白马山顶望下去，军部的先头部队已可看见，所以接受了宋的意见。 于是陈克非派了一部分人在白马山北面山腰占领警戒阵地。宋希濂的车换上了陈给他的备胎，继续西行，于晚上九时左右，抵达白马场。 在白马场，宋希嫌见到了第十四兵团司令宫钟彬，钟告诉宋：第十五军的二四三师被解放军击破后，损失甚大，师长段国杰还掌握着一部分兵力，退往白涛镇（在涪陵南三十多公里）方面去了；第十五军的六十四师大约还剩下一千多人，可能已由中官渡附近过了江（指彭水附近的黔江）；钟彬自己手里还掌握着七十九军残部一千多人；和兵团直属部队一千多人，准备在第二天大清早开往白涛镇附近布防，作最后一次的挣扎。他对宋希濂叹息说：“明知是死路一条，但事已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 宋希濂同意钟彬率残部开往白涛镇，因为照他想，陈克非的第二军主力撤到白马山一带布防后，左翼即可与白涛方面联系，造成最后一道防线。这样，他也觉得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蒋介石和国防部对他也就无可责难了。当天晚上，宋就在白马场南面的一栋民房里落脚，搜集各方情报，彻夜难眠。 二十二日早晨五点钟，宋接到消息，说白涛镇已在二十一日晚上被解放军占领，他立即派人去找钟彬，准备叫他停止向白涛镇前进，但钟彬已于半小时以前，乘民船顺江而下。后来才知道，就在当天上午十一时左右，他在白涛镇被解放军俘虏，其残部二千多人，到第二天亦被歼灭。至此，作为宋部左翼的第十四兵团，宣告完蛋了。 事实也说明，宋希濂车过武隆时所听到的传闻，也并不是谣言，二十一日下午，确有解放军的一部，在羊角碛上游的一个渡口过了江，迅猛地抢登了白马山顶，控制了交通要口，因此，沿川湘公路撤退的第二军部队，只有军直属部队的一小部分约一千多人，通过了白马山，其余大部分，都在白马山以东地区，被解放军俘虏了。 后继的第二军第五师残部（该师在文武堂附近被歼逾半）、第七十六师主力、第一六四师残部、第六十四师残部，听到白马山退路已被截断，都赶快找僻静小道向南逃窜。后来他们一直逃窜到川滇黔边区。到了一九五①年春，在解放军宽大政策感召下，他们与第十五军一六七师残部等一起，也投靠了人民。至此，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也基本结束了。 且说解放军占领了白马山后，即以一部向白马场前进。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宋希濂接获消息，说解放军离白马场只有六七里了。他赶快下令“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的教导总队，在白马场附近占领阵地，准备作战；并秘密告拆他们，于四小时后即须开始撤退，不要与解放军胶着，以致不能脱离，其他零星队伍，则一律开往南川待命。 宋希濂本人，则于正午离开白马场，到黄昏时分到达南川。他清查了一下剩下来的力量，认为其时可以为自己完全控制的，大概尚有一万人左右，计为：司令部直属部队——警卫营、工兵营共约二千多人，一二二军丁树中残邱约三千人，一二四军顾葆裕残部一千八百多人，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的学生教导总队共约三千人。 晚饭后，宋召集了军长丁树中、顾傈裕、军政干部学校代理教育长孔方、边区总部参谋长罗开甲、办公室主任陈定等人，一同密商以后的出路问题。 问题是：退到重庆去听候国防部处置吗？这不仅会受尽那些人的揶揄，同时，见了蒋介石，顾祝同时，说些什么好呢？这样做，犯得着吗？而事情已经很明显，西南快保不住了，整个大陆都站不住脚了，蒋介石也毫无办法。大家也不可能都到台湾去。蒋介石今后也管不了大家了，又何必再去受气呢？ 可是，不这样，那又多么办呢？向解放军接洽投诚吗？各人义都怀着十分疑虑的心理，恐怕此路走不通。虽然，他们都知道过去被俘的军官，包括高级将领在内，并没有人被杀掉；但听说有些人要做工，这样的生活也不妙。其中尤其是了树中，他原名丁昌，做过宪兵第二团副团长及宪兵司令部的警务处长，杀害过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疑虑更多，所以他和罗开甲两人，对于投诚问题都力持反对。至于宋希濂本人，与张治中有二十多年历史，张治中在赴北平之前，曾说会写信给他，可是一直不见有信来；而且有人谣传，张到了北平之后，行动也不自由，把这些情形加在一起他也觉得投诚这条路不能走。 那么，是不是把身边的人马带到成都附近去，靠拢胡宗南，以谋共存呢？想来想去，觉得这样寄人篱下，信仰由人，亦非善策。 各人商量来，商量人，最后得到这样的结论：“走！不管一切，不顾一切。快点走，走到较安全的地方去，不要被共军包围歼灭。” 于是就商量往哪里走的问题。选定的目标是： 第一步：西昌； 第二步：滇涧边境的腾冲一带。 路线呢？大家认为要尽量避免走大市镇，借以缩小口标，要选择一些偏道，绕到峨眉以西地区后，再沿乐（山）西（昌）公路到西昌；在两昌休整一两大，即继续走向滇西。至于沿途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阻碍和困难，以及到达滇西后怎么办，部没有。估计和讨论，这个想法，其实也就是八月中宋希濂和胡宗南汉中密谈的结论的一个投影。 他们决定，队伍分为三个纵队行进，由宋希濂、顾葆裕、丁树中分头率领。并规定：部队到达位置，每晚用无线电向宋报告；为了保密，自行动之日起，各纵队的无线电台，即不与国防部及其他电台联系。 作了上述决定后，二十四日晨，宋希濂即派参谋长罗开甲乘车前往綦江，对已于前天到达那里的司令部人员讲话，说明今后的艰苦，凡有家室顾虑及身体不适宜长途行军的，以及不愿意再往西行的，一律发薪三个月，自由遣散。结果，当场遣散了二百余人，使司令部大大地简化了。同一天早晨，宋又派办公室主任陈定乘车前往重庆，去找办事处长冷培元，要他们两人负责，将存放在重庆的军粮款黄金三千多两，于二十五日运往綦江。 宋希濂的指挥所只有两部吉普车，都由罗开甲和陈定乘坐出去了，因此二十四日晨，他就率领着西撤的人，徒步走向綦江。走到离开南川没有多远的地方，便碰到陈克非和刘平，那两人间宋准备到哪里去，宋认为不便据实以告，乃答以准备到涪陵去找钟彬。 宋希濂为什么不愿将动向实告陈克非呢？那又另有一段经过。陈克非是蒋介石的“浙”字号同乡。当八月间程潜、陈明仁等人在长沙起义时，陈明仁曾有电给宋，约他取一致行动，宋希濂拒绝了，但并没有向蒋介石报告，以致引起蒋的怀疑。八月上旬，蒋即派其内侄毛景彪（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到重庆调查情况。毛一到重庆，就和巴东的陈克非通电话，询问鄂西战场的整个情形，并对陈克非说：“老先生指示，要你随时把情况直接用电报报告。”陈克非说：“今后一定遵照办理。”毛、陈这次通话，被宋希濂司令部检查邮电的情报人员记录了下来，送给宋看。宋看了非常不快，觉得蒋介石对他不信任，即使在嫡系部队中，仍然只以其亲属和浙江人为最可靠，对别的人则大做其特务控制，实在太自私了。这件事情成了宋希濂心中的一个疙瘩，他这次败退到川境后，不愿再去重庆，而决心自行西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既然有上述的情况，所以宋便不愿直答陈克 陈、刘二人听说宋希濂要去涪陵，都劝他不要去。宋反问他们：“你们准备去哪里呢？”他们说想去看看罗广文，交换一下意见。其实罗广文的十五兵团的部队，正开向南川一带。 宋希濂说：“我们军事失败到这个地步，见了人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不想和你们同去看他了。”这样就不再言语，各走各路。二十四日黄昏时分，宋希濂到达秦江附近的三溪镇。 二十五日，冷培元带着三千多两黄金，从重庆到了三溪。宋拨给他一百多两黄金，嘱他送点钱给本部副主任沈静，遣散办事处人员，剩下的即作为他的生活费用。同时写了一封十分伤感的信，托他带给自己的妹妹，嘱她俟局势平静后，即返湖南去。因为当时他的妹妹和妹夫，都山湖南到了重庆。 二十六比上午七时，宋部开始离开公路西行。宋自领的一个纵队，是司令部直属部队及军政干部学校的学个，约四千多人。他们行进的路向是：綦江——李市——白沙一朱家沦——刀定场——石洞镇一怀德镇——赵化镇一高家场。每日行程约七十华，一路尚称顺利。 当他们到达沪州北面四十华里的石洞镇时，获悉财放下已进入重庆，大不正沿成渝公路西进，听说内江一带车辆拥塞，秩序很乱；而山贵州省毕节北进的解放军，已经快到沪州，沪州已混乱状态。宋即将消息电告顾葆裕和了树中，嘱他们迅速向宜宾以西地区集结。 宋希濂自率的人马，到达高家场附近后，本想过江人宜宾，再向两行。但当时在宜宾的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派参谋来通知宋希濂，说奉成都顾总氏（顾祝同）电话，可许宋带少数人人宜宾，但部队则不准进城云云。 这样，宋就不愿人宜宾，而决定绕过宜宾北岸一带高地，多走了一天半的路程，于十二月六日中午以前，到达宜宾以西四十华里的牛喜场对岸。 这时牛喜场有一千多自称为红帮的大刀队，拥有少数枪枝，封锁江面，不让宋部通过。宋派人前往交涉，对方还是不答应，而且把宋派去的人杀了一个。于是宋部就在上下游分两路渡江，打了一阵，那一千多的红帮大刀队散到南山坐去，他们便到达牛喜场。 他们决定在那里休息一大，因憋带的多是黄金，现金很少，买东西极个方便，预定第二天早上，派人列宜宾以黄金换现洋。 当天傍晚，宋的参谋长彭励自宜宾到牛喜场来看宋，彭系囚身体不佳，带着司令部和于校的一些人及行个，由重庆乘船先到宜宾的。宋向他探问宜宾情形，据彭说：“要郭汝瑰部固守宜宾，恐怕他役有这个力量；但郭部的师团长，多数和找是同学，伐到宜宾和他们交换过意见，他门已在雷坡、屏山等地囤积粮弹，如共军向宜宾进攻，他门就准备把队伍拖入凉由打游击，依此情况推断，郭汝瑰部人致个会向共军投诚！” 宋希濂听罢，心宽了一些，因为他认为，解放军必须先解决了郭汝瑰的部队，才会派兵来追他们，到那时候，他们已走得远远的了。这样，他们在西走途中，就会比较安全和顺利。彭肋说他心脏不好，难于爬高山和长途行军，所以不能随宋西行了，宋拨了一点黄金给他，叫他回宜宾养病，当天晚上，彭就走了。木也因为连天以来，走得筋疲力倦，一早就睡去了。 岂料一梦正酣，突然被人猛力推醒，宋一惊睁开睡眼，原来是警卫团的副团长宋展翔（宋希濂堂侄）。宋即间他：夜深来此，有何要事？ 宋展翔说：“我有一个在军校第二分校十五期的同学，也是同乡，一向和我很要好，他现在郭汝瑰部当副团长，他那个团奉郭汝瑰之命，来牛喜场监视我们，半夜里由宜宾秘密出发，可能不怀好意。他恐宋先生遭人暗算，故意请求同尖兵排在前面走，利用机会乘马快跑来通知我们。” 宋希濂问：“那个副团长在那里？” 宋展翔说：“人已急急赶回去了。计算时间，明早六七点钟可到这里。” 宋一看手表，这时已经三点多钟。心想，“郭汝瑰深夜派队伍来，很可能是奉蒋介石的密令，想乘我不备来解决我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因此他立即起床，通知各部队马上做饭吃。大约在天色微明以前，便全部离开了牛喜场。其时正下着滂沦大雨，道路泥泞，他们向西行进，走得十分狼狈，花了八个钟头，、才走完四十华里。 宋部到达高家场时，顾傈裕和丁树中所率领的两个、纵队，已于先一天到达。当晚他们又再商定第二次行进路线如下：高家场——清水溪——黄丹——慈竹坪——沙坪一一金口河——富林——冕宁——西昌。并决定顾傈裕先一天出发，其余队伍在高家场附近休息一天。 宋当时估计，解放军尚未到宜宾，纵然快到了，解放郭汝瑰部，也得花两三天时间；其他大部份解放军，正向成都附近前进，围歼胡宗南部。如果没有解放军的追击，他们继续走向西昌，沿途虽然不免有些困难，比方道路崎岖、粮袜缺乏等等，总是可以设法解决的。 可是，事情却和宋希濂的设想相反，十二月八日下午三点多钟，他的副参谋长罗开甲，突然带着紧张惊惶的神色跑来对他说：“参谋刚在长途线上听到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宜宾郭汝瑰部叛变，已派人前往欢迎共军，共军即到宜宾。” 宋希濂听了这个报告，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解放军进入宜宾后，立刻便会知道他们在高家场。一知道，便会派队伍来追，而解放军的急行军，一天走一百五十里不算一回事，一经他们追上就很难再脱离了。 宋立即吩咐罗开甲通知所有部队，仍按预定计划，在明晨继续出发。同时要少校以上的干部，在明晨七时集合，开一个会。 第二天早上，冷雨靠靠，天色非常阴沉，宋希濂的心情也正如天色一样。他走到一座古庙里，对集合在那里的一百多名将校级人员讲话。他说：“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共军彻底打垮了，我们剩下的力量已是很有限了！目前的处境，坦率地对大家说，是十分艰苦，甚至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不愿在共产党统治下过可怕的生活。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忠党爱国的军人，有一分钟的生命，便应尽一分钟的责任，现在，我们计划越过人雪山，走到很遥远的地方去，我个悯据地，等待时机，今后的日子越过越苦，走的是崎岖难行的小逍，吃的有时可能很粗糙，甚至个够吃。如果情况紧张的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多里。……你们如果自信有勇气、有决心，愿随我一齐去干的，便同生共死，勇往直前，不愿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分手，当酌发遣散费。……”他就这样讲下去，讲了差不多一个钟头，语气悲凉，好象高家场就是他的“垓下”。在场的人，也感到为蒋介石空流了十多二十年血汗，这时候实已到了末路穷途，这次古庙聚头，似乎就是为自己而开的追悼会，所以有些人不禁悲从中来，凄然落泪。 但所谓“一齐去干”，“等待时机”，又有什么前途呢？这样顽固地于下去，“共死”则有之，“同生”则未必。所以当宋希濂要他们每个人都自己考虑一下的时候，结果就有司令部和干部学校的人员二三十个，决定领遣散费走了。 于是，两造人马，各走各路。宋希濂把继续跟他走的人分成儿路走，以免太长而耽误行军，并发给各单位一些金子，有一二百两的，有五六十两的。 川南多山，且值寒冬季节，经常多雨，道路不好人，行军进度颇受影响，他们一直走到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左右，才走了一站，到达键为县的清水溪。 这是岷江上游的一个相当繁盛的市镇。宋即派人向当地商会商量以黄金换银元，对方答应想办法，但说只能换三十两，每两兑银洋四十元。 在以金换银的事情尚未办妥之时，原未驻在当地的四川队伍刘成树部（刘湘嫡系）约一个营，突然仓皇地离开清水溪，向着沐川而走。这样一来，商会及当地行政人员都纷纷逃避，"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商户也乱糟糟地闭户关门。询问之下，始知天兵一样的解放军，已进抵离清水溪只有四五里的地方了！ 这时候，宋希濂的幻三在吃饭，消息传来，不啻是晴天霹雳！宋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一声“来得好快！”赶紧率部南逃。约走了五六里路，在一个小山坡上，已听到清水溪方面响起了机枪和步枪声，估计是解放军在清扫那些地方团队。 对方来得快，迫得紧，宋希濂他们只得赶紧跑，大约跑了二十里，到了一个小村庄，已经大黑。各人也已逃得疲累难堪，所以就主张在此宿营。 宋希濂说：“绝对不行！如果今晚不走，不到明天早晨，便会被共军所俘虏，”即令各单位立刻做饭吃，吃了以后，在晚上九点多钟，开始夜行军。 由天黑逃到大亮，到十五日上午八时，先头部队到了铁炉场（那里有一个煤矿公司）。突然后卫部队枪声大作，继之迫击炮弹，也连续地射击过来。解放军果然追击过来了！ 宋即传令前卫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并令警卫团的一个营在南面山头占领阵地，阻滞解放军的行进。 这样烧着屁股走，走到下午一时，才到达第二站——黄丹，．与前一晚先到的顾葆裕部及干校教导总队会合。宋命顾部立即先行，教导总队则在黄丹东北高地布防。掩护警卫团后撤。宋本人则随干校学生，随顾葆裕部之后行进。翻过了几个高山，到晚上九时左右，到达大渡河边的一个小市镇——铜街场宿营。 当晚，宋的警卫团虽然撤下来，但该团的第二营，已被解放军在铁炉场以北地区，包围解决了。 深夜时分，一二二军高超部也逃到，始知丁树中所率领的二千多人，被另一路解放军追上，包围歼灭了。丁树中本人下落不明。高超部因走在前头，幸获兔脱。 宋部自綦江出发以后，队伍沿途有所逃散，加上被解放军解决的，一共已去了四千余人；十二月十六日到达大渡河边的，只有五千余人了。除顾傈裕部已经先行外，在宋希濂身边还稍有战斗力的，只有高超部和教导总队。他们沿着大渡河岸西行，由这两部轮流担任后卫。 但十六日上午十时左右，解放军又追上了他们，只因右有大江，左有高山，受着地形的限制，才没有超过宋希濂的部队，加以截击。但是，解放军紧追在他们的后边，宋部昼夜不停地逃，解放军变昼夜不停地追，追得他们没有喘息的余地。每天都有几次小规模的战斗，每战斗一次，宋部的后卫部队就一个连、一个排地被歼灭，所以人数愈来愈少，力量也愈来愈弱了。 道路本来就是十分难走的，宋希濂所带的残余队伍，不但人是狼狈万分，就连司令部原有的几十匹马，也有的饿死了，有的坠人悬崖救不出来，行李辎重更是大部分丢光了。他们只靠着两条腿，在白天拼命跑，在黑夜也不敢停留，而是摸索着前进。一心只是想走，快点走！为了一个目的——逃命。 十八日正午，解放军追得他们更紧了，宋部的后卫部队在进行着绝望的抵抗。当枪声响彻大渡河河谷时，宋部警卫排的一个名叫万朝生的兵，忽然在行列中自言自语他说：“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此兵有高小文化程度，不知是否触景生情，忽然道出这几句来。宋希濂听了，不由得打了一个冷颤，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想到此时此际的实际处境，已认为很难逃脱覆灭的命运了。 经过连续三天三夜的极度紧张的且战且逃，于十八日深夜二时，宋希濂逃抵川康边界峨边县的沙坪，已感到心力交瘁，疲不能兴了。 顾葆裕于六小时之前，已先宋而到达此地。原属“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补给司令罗文山，及其所属的一千多人，还有几十辆卡车，在路过成都时，由顾祝同委以第八纵队司令名义，于十七日到了峨边县南边的龙池、新场一带。通过无线电联系，宋告拆他可于十八日抵达沙坪，所以罗派了他的上校站长宋湘陵到沙坪候接。意外地添了这一千多人，使宋希濂又产生了一点希望。 其实这一点点希望不过是骤起骤火的幻想！ 其时，解放军的第十八军第四十七师已到了峨边县。他们的任务，本来是防止胡宗南部向四昌逃窜，这时忽知龙池、新场一带有反动武装，还有车辆，可渭适逢其会，乃立即派出一个团前往追击。这个团在十九日拂晓到了新场，罗文山迫于形势，乃率部投诚。而身在沙坪的宋希濂，却还懵然未悉。 十九日天甫微明，顾谍裕便其残部沿大渡河南岸西行，续向金口河去了。宋希濂由于过分疲乏，七时许才起来，吃过早饭之后，便命司令部人员及干校人员一律渡河，然后沿着乐（山）西（昌）公路走。到十点多钟，已渡了一千多人，宋本人也渡到了北岸脚下。突然间山上枪声大作，机枪的火力，则对着南岸待渡的宋部扫射，那边的队伍立刻纷纷逃散，拼命向南面一带的山地里窜。已经渡到了北岸的，一部份也忙着向西行，但走不到几百步，便被解放军所堵住。宋希濂看见情势不对，便率领着警卫排向东去，但不到一里，也给堵住了，他们已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之中！山上的解放军，也分几路冲了下来，上下合围，宋部立刻被解除了武装。 就这样，宋希濂亦成了俘虏。最初，他隐藏了姓名身份，后来终于被查出来了。 在一九四九年这一年，宋希濂丧父丧妻，又打了一个彻彻底底的败仗。他跟随蒋介石干其反革命反人民的活动，前后二十多年，到头来只换得个头发零落，两鬓先斑！虽然那时候他只有四十二岁。 第十六回 由渝逃蓉　蒋介石大谈兵法 大言不实　胡宗南要守川西 再说重庆临近解放时，胡宗南留在秦岭一带的守备部队，也陆续撤退人川。十二月初，原来留在徽、成地区的李振十八兵团，也经白水、略阳、阳平关转川陕公路，于六日抵达绵阳。裴昌会的第七兵团，也分别在巴中、旺苍、苍溪、剑门关、青川、中坝地区集结。其他第一线部队，亦陆续集结于成都、双流地区。蒋介石在四川，就靠这些部队为主要资本了。 蒋到成都后，住在成都军校，指挥一切。因为川东崩溃得太快，他的保川之策已告破产。这时候，他又决定采取数月前曾反对过的胡宗南和宋希濂的计划，准备把胡宗南的部队撤往西昌。他的措施分三方面：一、对亲信如胡宗南者，要他们即作撤退的准备；二、让一些地方势力及次要部队，与解放军纠缠，以掩护亲信部队撤退；三、在撤退前，对于如刘文辉、邓锡侯等异已势力，尽量设法羁摩运用，不能羁縻则加以消灭。为了不使第二方面的部队发生动摇和不让第三方面的人明白他的意图，在表面上则仍渲染所谓“川西决战”。 在上述的决策下，蒋介石连日在成都军校，分别传见各方面的人员，以各种不同的面孔，用各种不同的手段，以期达到目的。 十二月四日上午，蒋传见陈克非，问了一些川东败退的情况后，说：“前据宋希濂在江口来电报，说第九师在黄草坝附近打得很好，这才算得是黄埔教导团的革命精神。如果都能象第九师这样打，共匪不是不可能消灭的。今后要特别注意对第九师这个部队的嘉勉和补充，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很要紧的。要派一个比较负责的官长；指定比较好的电台，不断地呼叫他们、联系他们。如联系到时，指定一个年资较深的、指挥有方的师长暂时负那方面的责任。其他部队到达时，就要他们在成都附近各县休整，要严守军风纪。” 陈说：“第九师这次在黄草坝同共军作战达三昼夜，颇有收获。该部官兵伤亡变达三百以上，但因距离远，伤运困难。那时左翼阵地早被突破，宋希濂给我几次电话，要我转电第九师全体官兵顾虑全局，忍痛撤离，须有所舍，才有所得。最后我下了一个绝对遵守的电令给该师，务必顾及全局，准抛弃一部装具，尽量利用骡马救护伤病官兵，不准任何借故拖延，并限二十四小时以内通过军部位置向江口转移。结果，还是被伤病之累误了时，隔断了，并影响到为掩护第九师转移而布置的第七十六师和一六四师，以致也脱离了掌握。现在我想总统准我到川、滇、黔边区寻找我的部队和宋希濂的下落。” 蒋说：“在电台没有联络到以前，你还是在成都附近收容宋希濂所部，加以调整。这是，这是……”随着义转向在旁的俞济时说：“俞局长，你同顾总长讲，凡宋希濂所辖部队，统归陈司令官指挥，并由其收容调整，可分令各部遵照。”然后又对陈克非吩咐道：“要派人到各处收容和联络，如有什么困难，可同顾总长说。”陈说：“是，是，是。” 蒋说：“好，好，好。”左手托着下颚，摸摸胡子，又故示亲切地问道：“你的太太走了没有？你知道各军长他们的太太都走了没有？” 陈说：“我的家眷没有走，现在都到了成都。家里有八十一岁的老母亲，五个儿女，两个侄儿。第十五军军长刘平的家属也没有走。” 蒋翻了一下眼睛，转向俞济时吩咐道：“你要空运司令部派一架专机，把陈司令官的老太大同他的家属送到台湾去，其他各军长的家属亦要陆续调查运送，就照这样子办。” 蒋介石如此照顾周全，在当时确使陈克非感激涕零。因为这一次传见，他本来是以为要受处分，或至少要挨一顿臭骂的，结果不但没有骂，反而得到嘉勉；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反而更被信任，把宋希癫的部队也归了他。而且“泽及妻孥”，竟要派专机把他的家属送到台湾去。他那时还不知道蒋纷纷把一些文武大员的家眷弄到台湾，不过是要使他们多一番感激，也多留一个顾虑，不得不拼死为他效忠到底而已。实则其时蒋已决上，要使陈克非和罗广文为胡宗南的部队打掩护，只是不露声色。 对于十八兵团的李振，蒋介石又有乃一番处置。 李振自十二月六日撤抵川北绵阳后，七日下午，接到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的电话说：“胡先生请你来成都谈谈，研究今后的行动问题。”李当晚赶到“绥署”，胡宗南对他说：“总统在成都，特别召见你。现在他还有事，过一会我派车送你去。” 下午八点多钟，李振被送到了北校场，下车后，便有人来问清了官阶名姓，然后引进接待室。那人又问：“李司令官随身带有什么武器？我们为了表示对总统的尊敬。凡是和总统见面的人，都不能带武器和佩剑之类，有的话，请你先放在这里。”李振在这种一一盘查的情况下，觉得有一种肃杀之气，就告诉对方他没带什么武器。一切手续办妥之后，那人进去了，不久之后再出来告诉李振：“总统马上就来。” 过了一会，蒋介石出来了，带着困倦的神情，对李振说：“你来了，好，坐下，坐下。”然后问李兵团的驻地，人数和装备的情况。待李一一报告后，又说：“赶快找胡主任补充。你这个部队过去打得很好，官兵都很勇敢，这种精神要保持下去。现在敌人很猖狂，其实没有什么，完全是我们高级将领不争气。腐化堕落。中国古兵法早就告诉我们，强兵在将。我不怕敌人，敌人就怕我。我们当一个将领，应该有不成功，便成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大无畏精神。你要好好地同全体官兵说清楚，要好好地鼓励官兵，我们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要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反攻复国是很容易的。你们很快就要向西昌集中：西昌是我们最后的复兴基地，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要用这个地方来对付敌人，收复失地，你到了那里，要据险坚守，好好的把民众组织起来，共同对付敌人。如果敌人重兵来犯，不要同敌人胶着恋战，要部队互相掩护，逐步向云南、缅甸边界转移。利用中缅交界地带，打下根基，等候时机。美苏交恶甚深，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战争一触即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我们反攻复国的时候。我们身为高级将领，要时时刻刻告诉官兵，失地不复，军人之耻。上不能安慰先总理在天之灵，下无以对全国同胞。你回去要好好督饬部属，准备行动。你还有什么事没有？你近来同余总司令（指余汉谋）通过信没有？他现在在海南岛，你知道吗？”蒋的话讲罢，“召见”也就结束了。 从蒋的这些话里面，可以看出两点：（一）归胡宗南指挥的主力，决定撤往西昌，顶不住时再撤向滇缅边境。（二）蒋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而他的“反攻复国”的希望就在于此。至于别的话，都不过是巫婆的符咒，尤其那套“古兵法”，对他自己就行不通：“强兵在将”，就他自己看，至少他这个“将”是很了不起的了，为什么他的部属又不“强”？他这个“将”如此之“强”又为何无补于崩溃？他口口声声“我不怕敌，敌即。怕我”，若是他不怕“敌”，他有“大无畏精神”，为什么常常还未到危险关头，他自己便身为百僚之先，逃之惟恐不速？ 李振回到“绥署”后，即把经过告诉了胡宗南和罗列，他们的反应是苦笑中带着喜悦，随即在地图上和蒋的指示对照了一番，并扼要地给李振介绍了当前的形势。胡宗南并拍李振的肩膀说：“裁宏（李振的号）兄，领袖很器重你，知道你性情刚直，为人忠诚。在党国危急存亡的时候，特别召见你，当面付托重任，希望你不要辜负领袖的培植和期望！”胡宗南也和蒋一样，拼命向李振灌迷汤。 李振与胡宗南和罗列谈过之后，当天深夜乘车赶返绵阳。他在归途中，思前想后，心潮起伏，若是在一两年前，蒋介石“特别召见”，或者会使他受宠若惊；但此时此际却使他感到：蒋介石只剩下几个残缺不全的部队，且彼此尔虞我诈，离心离德，士无斗志，即使能逃到西昌和云南的死角去，又能有什么作为？而身为最高统帅的人，竟然还在故作姿态，徒托空言，妄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反攻复国”，岂不是白日做梦？面对这种情势，到底怎么办呢？再跟着蒋介石走吗？那要走到何处去？若是不再跟他走，那又怎么办？这些问题，都在李振的脑海翻腾。 而另外一些事情，也来到李振的脑海：记得是十月间，广州解放之后，叶剑英将军就向李振的一个老上司表示过，希望他考虑大局，及时起义。在这以后，就有他的旧人把消息带列汉中：及后还有人到过徽县、和他谈这个问题。当李振到达绵阳后，还有前三十六军政治部卞任广东同乡陈定，也到了绵阳，陈是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又被胡宗南扣留了一段时期，然后逃出来的。十八兵团副参谋长王杰发现后，便把他带到了兵团部，经过李振的再三追问，陈定说：“一野”方面希望他回来之后，第一争取钟松（原三十六师师长，沙家店战役时逃出），第二争取李振。上述种种，和蒋介石、胡宗南伪情况交织在一起、使李振，以烦意乱，彻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李振把参谋长何沧浪、副参谋长王杰找来，将蒋介石“召见”的经过和胡宗南的说法告诉他们后，彼此都沉默无言，若有所失。不言而喻，他们都感到前途渺茫。 何、王两人走后，李振自己考虑了半天，又把陈定找来，共同研究。两人商量后，李振再找一八七师师长钟定天来谈，钟同意起义才有出路。以后李再找何沧浪来，问他：“你看现在的情势怎样？”何沧浪说：“闹成现在的局势，完全是战略上的失败、已经迟了二十多天，过去的英雄。现在变成了狗熊。完了！完了！”言下毫无办法。何沧浪所谓“迟了二十多天”是因为十一月九日胡宗南在双石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时，本来决定第一军先行入川，第十八兵团则继第一军之后撒遏。后来由于第一军要去重庆为蒋介石“保驾”，长久占用了运送的车辆，似致“绥署”后勤物资一时抢运不完，就把李振兵团的行动拖迟了二十多天。在当时，胡宗南的“高见”认为：川东蒋军已经摆开，东面解放军不敢轻举妄动深入；而北面的解放军，因与马家军激战之后，损失不小，整顿补充，尚需时比是故他们可以“从容人川”蒋军将领往往料敌过低，胡宗南也是如此。岂知情况大出其所料，这时已经“从容”不得了。 李振听了何沧浪的话之后说：“我的看法和你一样。你看有什么办法呢？”何说：“这有什么办法！”谈到起义的问题时，何对李说：“你过去罪恶太大，恐怕有危险，”李说：“为了大多数人，牺牲我，我也无所谓。”何说：“既然如此，由你决定吧！” 李振与钟定天、何沧浪商议后，又找陈定来商量，准备派人前往广元与“一野”联系。当晚九时，李、陈钟、何等人又再作最后的会商，因何沧浪发生犹疑，派人的事就搁了下来。 十五日，李振率部移防成都，十八口，再开双流。其时，三十军军长鲁崇义亦正在考虑起义的事，故李振过广汉时。曾与他碰过头，但因局势尚待展开，鲁无表示。 在北路，裴昌会的第七兵团部，也于十七日撤到绵阳。前两天，当裴的兵团部尚在剑阁时，已经准备起义。正当其时，胡宗南突然派五十七军军长冯龙，带着军直属部队，乘汽车开到剑阁。冯对裴说，胡宗南叫他来了解前方情况，要与兵团部住在一起。冯龙本是第十六军的师长，在北平和平解放时，与袁朴、陈鞠旅等人。随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逃出来的（详情已在拙著“关内辽东一局棋”说过）。九月间，胡宗南要裴昌会把第五兵团交与李文，改率第七兵团，冯龙就接了李兵团的第五十七军军长。裴昌会见他这时候突然来到七兵团的驻地，且又言语支吾，知道是胡宗南派来监视他的，就对冯说，目前前方情况紧急，这些直属部队没有作战经验，一遇战斗，容易发生混乱。他自己在这里部署后即去绵阳，冯可到绵阳等他。冯一听情况紧急，不敢再留，马上乘原车拉队走了。 当十六日裴昌会准备起义时，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曾表示愿遵命行动。但当天晚上前方发现枪声后，李振西忽来电话，说情形混乱，应当后撤一段距离再作论处，从此之后便消息音然。原来断了电话后，即率部沿陕公路西南侧窜逃，经中坝、安县窜踞山区茂县，妄图久延残喘。裴昌会因而未能按预定计划行事，就先撤粹潼，再撤绵阳。 当裴昌会到达绵阳时，那里有冯龙的军直属部队、九十军的一个营。第十二师的一个团也刚到，胡宗南所派的三十六军一个团，则正向绵阳车运中。裴昌会就把这些部队交给冯龙，叫他在绵阳涪江西岸占领阵地。冯龙所负的使命本来是监视裴昌会。指挥这些部队，本非他之所愿，但又说不出口，只得勉强出城布防，离开他要监视的人。 在这样的军情下，胡宗南于二十一日，在新津召集第五、第十八两兵团的军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参加者有二十余人，人人愁眉苦脸，精神沮丧，或则相对苦笑，不作一言，或则埋头抽烟，偶发短叹，会场空气，常沉重。 开始时，胡宗南先唱了一番“蒋腔”，他说：“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共匪似乎很猖狂得意，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完全是我们不争气。我们与共匪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我们要为党国争光。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卫士，是校长的学生，是总统的部下，不要辜负领袖平日对我们的领导和期望。我们要激发天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把‘死’字顶在头上，幸生不生，必死不死。我们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打出去，打到西昌去。我们到西昌；就有办法。在那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不然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要同舟共济，共赴危难。我们还有几个兵团，打条出路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好自为之。关于兵力部署方面，由罗参谋长同大家谈谈。” 于是，众人望着罗列。 第十七回 集会新津　罗列夸言谈作战 胡军西走　叫人替死往东攻 罗列说：“最近的敌情有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计划要修正。现在遵照总统和胡先生的指示，我们先向东打，在适当时机再向西攻。第五兵团在简阳以西攻击前进， w w w . q i s h u 9 9 . c o m十八兵团在简阳以东攻击前进。两个兵团应互相联系。各兵团部署限二十二日十八时以前准备好，二十四日拂晓前开始行动。” 罗列所说的“过去的计划”，又是怎样的呢？ 原来当时胡宗南的所谓“成都保卫战”有三个腹案，其大要如下： 对敌情的判断： 敌第二野战军刘伯承所部虽号称数十万，年来补充，都是强拉各地的农民和部分老弱俘虏，且经我各友军之打击，受创颇重，自重庆得手后，继续北向成都，为势虽属猖撅，但实力已经不强。 第一野战军贺龙所部约十余万，由西北南下，以威胁我之侧背，期收腹背夹击之效，为其主要之企图，然长途跋涉，已经疲乏不堪。 对敌作战计划： 第一案：以现有之兵力，采取以守为主，占领优势地形，发扬我军火力，于敌攻势受挫时，转守为攻，出击取胜。 对于第一案，总部讨论结果；认为既是内线作战，又是被动，极易挫伤士气；且粮弹无来源，援兵又告断绝，不宜采取以守为主。 第二案：以现有兵力，攻守兼备，重创敌人。确保成都，划分兵团战斗地区，控制强大预备队，构筑强固工事阵地，使来犯之敌到处碰壁，并以攻为守，促敌受创致败。 对于第二案，总部讨论结果，认为目前情况是敌情嚣张，又加敌众我寡，攻则易折，守则易衰，不宜采取攻守兼备之策。 第三案：为便于我军尔后能继续作战，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实行背进，决心牺牲一部以救全大局为着眼。即以两个兵团（罗广文的第二五兵团和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向敌后（重庆）乘虚挺进，以吸引敌主力回头，确保我军主力向西康背进之安全。 对于第三案：总部讨论结果，认为趁敌第一野战军之主力尚未到达，目前尚未形成紧密合围，第二野战军后方空虚，如以两个兵团大胆东向，是出敌意表，定可长驱直人，促使敌第二野战军之主力不能不回头，而达到我军主力安全向西康背进之目的，是为策之上者。 这三个腹案，第一、第二两个都不过是表面上的陪衬，其实胡宗南的想法只有第三案；蒋介石的想法也只有第三案，这从他“召见”李振时的谈话便可说明。这个第三案，也就是罗列口中的“挝去的计划”。现在之所谓“修正”，不过是想先向东打一打，作个假象，然后西逃罢了。东攻只是佯动，西逃才是目的。 在胡宗南于新津召开紧急会议的前一天，资阳、简阳方面已发现解放军的消息。由于军情紧急，起伏于胡军内部的名种酝酿，也随之而紧急了！ 上面已简要他说过裴昌会的第七兵团和李振的十八兵团方面的情况，现在再说说二十兵团陈克非方面的情况。 陈克非自从十二月四日受过蒋介石“召见”之后，在短短的半个月内，思想上已发生过几度变化。最初，他见过蒋介石后，再去见顾祝同，顾照蒋的指示，把有关收容调整宋濂所部的八个命令交给了他，并要他“仰体总统意旨，克服困难，奋发图强”。当时，陈克非也颇想“振作一番，力挽危局”。到了十日左右，那些零零碎碎的队伍陆续到达，但是乱麻一团，他想收容调整，只是弄不出头绪。真个是不讲收容犹自可，讲到收容事更难。因此，他于十二日上午，又到成都军校去，想向蒋介石面陈底细。岂料那位“不完成建国大业决不罢休”的“总统”，已于四日前逃往台湾去了。 陈克非只好去找顾祝同。 顾问：“这几天来，你们部队的情况怎样？” 陈说：“今天我到总长这里来，就是要报告这个情况的。十二月七、八、九、十这几天到达的部队，据派出去的联络人员和各军、师的实力调查报告，计有第二军的直属部队，三个新兵补充团；第十五军的司令部，和二四三师；第七十九军的残部，亦陆续到达成郁附近。据报他们有向刘文辉方面活动的情况。第一一八军约共三千余人。第一二二军约一个团，随第十五军行动。以上这些部队，已到达成都古西和郸县附近地区，休整待命。其余各部尚未取得联系。” 顾说：“未取得联系的部队，虽属不易联络上，但仍应多方设法。已到达的部队，应迅速着手调整。”说到这里，顾停顿了一下，像考虑什么似的，然后接着说：“为了保卫成都打个好仗，“胜于一而败于二三，乃是古之名训，因此已决定将所有在川的部队，统归胡宗南指挥，已分令各部遵照，望克日向他总部报到。对于部队一切情况，今后即可向他报告请示。” 陈克非看了当前情景，觉得顾祝同是打算把什么都向胡宗南头上一推了事，已经心不在焉，只得说：“我一定竭力想方设法解决自己的一切困难问题，请总长放心好了。”顾连说了几个“好极了！好极了！”随即起身送客。 陈克非怀着懊恼离开成都军校，和前一次见蒋后离开时相比较，好比是一个晴天和一个雨大，心中滋味已完全不同。到吃午饭时，又有人说：“外间有很多传说，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已联名通电起义了。又说蒋总统八号飞机去台湾的那大，原要挟同刘文辉等一道走的。蒋总统约他们在那天下午两点钟到军校去，但他们在下午一点钟就设法出了城。”陈克非听了这番话之后，还以为是谣言（关于当时刘文辉等与蒋介石斗法的经过，已详拙著“金陵残照记”中，不再赘）。 但这并不是谣言，过了几天，陈克非遇到了一位老先生，就得到证实。而听了那位先生的话，更使陈克非心绪不宁。 那老先生姓张名钫，是十五军二四三师师长段国杰的老上司。一九三①年陈克非在蒋鼎文下面当连长时，就曾在张钫的家乡住过，那时候，张还送过燃料和灰面给第九师。一九四八年陈去南阳时，又看过张所写的八幅尺屏，留有相当深的印象。只是久闻大名，未尝上一面。那天段国杰告诉陈克非张钫在成都，陈便与段一起去看他。 寒暄过后，陈克非便问张：“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候，张老先生怎么还能安心住在这里呢？” 张说：“我是大半辈子过的戎马生涯，兵慌马乱是见惯了的。这次在成都，蒋老头想要胡宗南和共军作一次决战，我准备到灌县去暂避一下，侍时局平静再回来。” 陈又问：“灌县距离这里有多远？有什么条件能使张老先生得到安全呢？” 张说：“灌县离成都虽仅一百多里，但是接近山区，非军事必争之地。而且那里有我的朋友邓锡侯的部队，他们具有地利、人和的条件，对我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安排，是不成问题的。到情况紧急时，我就作这样的打算。” 张提到邓锡侯，陈觉得正好把听到的消息向他问一下。就说：“张老先生和邓锡侯是老朋友，当然无话不谈，外间谣传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已联名通电起义，不知果有其事么？” 张说：“那是真的，不是谣传。我自己有个儿子（张光居）当团长，就在邓锡侯那里起义的。起义的日期是在蒋老头走后的第二天。”停了一会，又用慎重而严肃的态度说：“克非兄啊！我们的蒋先生这一辈子算完了，没办法了。你看共产党的军队由西北到东北，进了关又解放了北平；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又打败了；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又席卷两湖、两广。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民政府在大陆已无立足之地，依我看来，是完了，没有办法了。这不是我为共产党当宣传员，因为植材（段国杰）过去同我是同事，现在他是你的部下，直接间接都是一家人，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利害关系，不妨说说知心话。”及后又说：“毕竟我是一个军人性格，说话总有些颠三倒四的，不妥之处，还请原谅。” 陈说：“张老先生太谦虚了，你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你所谈的都是事实，是值得我们今后注意的。尤其你把我当作一家人看待，更使我感到不胜荣幸。我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军人，还望张老先生多加指教。” 这一席话，使陈克非知道刘文辉等人确实已经起义。张铰对大局的看法，也引起了他的很多考虑。 那时胡宗南的总部，对于陈部的战力调查，催报甚急。陈克非为了整理部队，掌握实力，以便承担新任务，就由成都到郫县去，忙着进行各种工作。但部队的“吃、穿、打、走”四个字，都很难得到解决。他觉得，如果“吃”字不能解决，部队会饿死；“穿”字不能解决，严冬就过不了；武器不能补充，去“打”等于送死；不发给部队鞋子，也会把他们拖死。 但胡宗南却不理这些，只管给陈克非以任务，在十二月十七日以后的一天，他突然亲自给陈克非去电话说：请你马上准备，负责在明天拂晓，解决邓锡侯的部队。我部负责在明天拂晓解决刘文辉的部队。扫清内优，便于尔后作战，兔除内应外合之隐患。” 陈克非说：“报告胡先生，我初到此问，忙于对部队的调整和别的事情的处理，对友军（指邓锡侯）的兵力位置和实地情况，还没有注意了解，事前不明企图，临时又匆促，这样去扑灭邓部，无异打草惊蛇，恐怕不能完成任务，还请考虑。” 胡宗南说：“你们的驻地同邓锡侯的驻地不是靠近吗？部队邻近的情况，难道都不清楚吗？” 陈说：“我们的第十五军和一一八军虽是同邓部相距飓尺，但都忙于自己的事，只知那里是友军，却没有留心有多少部队。我想隔一两天，只要我们不动声色，他也不会跑掉，我们把情况摸清，一举扑灭，不是更好吗？” 胡说：“照你这样说。如果今晚准备，明天拂晓动手是没有把握的了。那未，如果隔一两天他不跑的话，你部解决他们有没有把握呢？” 陈说：“我部虽残破不全，但解决邓部的力量还是有余的。” 胡说：“现在这样决定了，解决邓部的责任由你部负担。至于时间的迟早，还是以共匪未接近成都以前为妙。要保守机密，妥为计划，愈近愈妙，愈快愈好。我和你在电话中所说的话和所交代的任务，就是命令，不另行文了。”说到这里，又再慎重地问了一句：“你对我的话听清楚了没有？请你复诵一远。” 陈说：“刚才胡先生所说的话和交给我的任务，我绝对负责；请放心吧。” 胡宗南又说：“我还顺便告诉你一件事情，今天顾总长上飞机去台湾时说，希望各将领在保卫成都的战斗中，予共匪以重创，一定要获得胜利。我想，只要我们在蓉各将领胆大心细，勇敢作战，冷静头脑，捕捉战机，是可以打个漂亮仗的。”其实那时候，胡宗南已经决定牺牲别人，以掩护自己的主力向西昌“背进”，但为了骗人、还是鬼话连篇。 陈克非接受了这个任务后，不禁顾虑重重。他想： 第一，我过去没有在战场上同胡宗南一起搞过，只听人说，胡是一个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者，骄做、虚伪、自私、狡诈。现在，他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好汉不吃眼前亏，只有忍着接受。至于成都保卫战，一定凶多吉少；否则，为什么“总统”“总长”都已飞向台湾？而且，胡宗南对友军是一向采取吞并政策的，对我难道会有例外？ 第二，过去曾听人说过邓锡侯是“水晶猴于”；张钫老先生又说过，邓在灌县边，有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还有，听说四川各地都有袍哥，四川的军政要人都是袍哥大爷之辈，得罪不得。我的部队驻地，又属于地方势力范围，日常供应也仰给于地方政府，一旦同邓部干戈相见，部队的吃饭问题，马上就要发生。而且邓部占有地利、人和条件，我如果贸然从事，那不等于自掘坟墓？ 陈克非也估计了一下自己的战力，认为以前虽未打过什么败仗，但自从在川东白马山部队被隔断以后，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现在归自己指挥的番号虽然有几个军，但总共不过几万人，且均支离破散，剩了些败将残兵，已成惊弓之鸟。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训，打则没有力量，走又没有条件。若又与刘文辉、邓锡侯的关系碰坏了，只有更糟。 他又认为：解放军过去是内线作战，人数少，装备差，在军事上只在零星的据点活动；现在是外线作战，人数多，装备已现代化，力量大，地方大，条件好，诚如张钫所说，蒋介石是“完了，没有办法了”。 上述的种种考虑，都使陈克非举棋不定。正当此时，张钫由成都去灌县入，路经郫县，又与陈克非见了面。陈就托他写一封普通的应酬信，决定派第二军副军长段成涛于二十一日到彭县去，向刘、邓方面试探一下情况。正当这一大，胡宗南却打电话给他，要他明日（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到总部开军事会议。 “次军事会议是对付准呢？是对付邓锡侯呢？还是对付解放军呢？”陈克非考虑了半夜，无法肯定。二十一口一早，他便打电话给罗广文，得知他也接到同样的通知，于是两人相约，准时到会。岂料他们到达总部时，胡宗南即已于半小时之前，到新津去了。——这就是胡在新津召集第五兵团和十八兵团军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的时候。 陈克非和罗广文二看环境，只见胡宗南总部的官兵，都已整装待发，满地是零碎纸片，除了参谋处壁上还有几张地图之外，其他房舍，都象经过洗劫似的。罗广文低声对陈克非说：“看总部这种征候，似乎有要向哪里移动的模样。”陈说：“我也有此同感。” 陈、罗两人等了半大，胡宗南还没有回来的消息，乃到附近餐馆先吃午饭，再返总部去等。呆等到下午五点多种，忽然听到一阵汽车喇叭声，有人说：“这是胡先生回术了。”陈、罗忙向屋外走，只见一长串的车子，威风凛凛，情形紧张。 胡宗南下车后，与各人先吃了饭，然后由罗列就敌情判断和作战腹案谈了一阵，谈的也就是上面说过的三个腹案，而决定采取的是第三案。最后，胡宗南对罗广文和陈克非作了严格的交代说：“你们两个兵团向东挺进时，归罗司令统一指挥。从明天起，多派小部队佯动，二十四日两兵团全部东向敌后（重庆）挺进，吸引第二战军之敌主力回头，我军主力亦于明日开始向西康方面背进，尽诸般手段，于二十四日全部脱离战场。明日正午向总部电话联络不误，”罗、陈均回答：“遵照胡先生面谕行动，希望补一个书面命令。”说罢之后，就分手了。 陈克非星夜赶回郫县，派去彭县的段成涛也已回来。段说，在彭县见到了邓锡侯，表示得很客气。还介绍在那里的共产党地下工作组代表人朱德钦、以及陈离等人与他见面，谈了很久。他们说，解放军目前已从各方面迫近成都，希望陈克非也向人民起义。 听了这个消息后，陈克非的心情更感波动 不但陈克非如此；同一天，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从新津开会后回到双流，心情也一样的波动。 第十八回 觉岸回头　四兵团均告起义 暗中抽腿　胡宗南逃出成都 李振觉得胡宗南要他们先向东打、再向西攻；然后冲向西昌，是无法达到目的的。他思来想去，想出三个方案，即找他的参谋长何沧浪来商量。 李振的看法是这样： 一、按胡宗南的计划，先向东攻，后向西攻，一定凶多吉少。因为到西昌要走十多天，沿途免不了战斗，又无后勤，将来弹尽粮绝，只有束手就擒，故此路不通。 二、向东走，奔向广东去，这是出解放军意外的一着棋。利用李文第五兵团向西突进的同时，集中兵力，分为数路，在解放军间隙向东突进，变解放军的后方为自己的前方，顾两头，一时难于部署。十八兵团官兵又多系广东人，久战思归，冲劲必大。若实行这一案，可由丰都附近渡过长江，经酉（阳）秀（水）黔（江）彭（水）回粤，但抵达广东后何以善其后，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三、最后一条路是避免官兵的牺牲，实行起义。 当李振提出这些想法后，他的参谋长何沧浪说、“打回广东去，一定能成功，不过到了广东，部队恐不好掌握。起义吗？共产党是很难打交道的，等我和周士瀛（九十军军长）谈谈看。”说后便去找周。 不久，何与周到兵团部来，周避而不谈李的看法，却说：“守飞机场是我的部队，不如明天在胡先生起飞后，我们扣留一架飞机，跑香港，不干了。”（当时飞机场上还留有九架飞机）可是等胡宗南一起飞，周士溉又不敢有所动作了。 李振说：“我们还是起义吧！共产党要怎么办，由他去。”三人的看法又没得到一致。 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多钟，李文率领他的第五兵团部，由新津开到成都南门外的空军司令部，遇见了王陵基，王说：“向东突围很危险，突到哪里去？”李文根据王陵基的意见，约集会议，到会的有李振、三十六军军长朱光墀、九十军军长周士瀛、第五兵团参谋长吴鸣烈等。决定改变原来计划，不再向东攻而向西突围。 会后，三十军参谋长萧健走进来，开口就说：“战呢？还是和呢？如果和，我有条路。” 李振说：“为国家保存点元气。为百姓减少些损失，为双方减少伤亡，还是照北平办法，部队集中在成都，一方面沟筑工事，一、方面派人与刘伯承和谈，不成功，就与成都共存亡，” 李文听了后，拉着周士溉和朱光墀到别室去商谈，再出来的时候说：“战到一兵一卒也要打。” 因此意见又不一致。 于是，李振便乘车而走。他在中途碰着何沧浪，把开会的经过告诉了他，并与他换了车，折返成都去找三十军军长鲁崇义，找不着，又再返双流兵团部。 正当李振主张起义之时，北路的裴昌会第七团，于二十三日在德阳县西的孝义镇宣布起义了。 先一天，裴昌会由绵阳到达德阳城北时，胡宗南派去的五十六军军长冯龙，还在那里等候他，想拉他一齐到成都去，裴昌会没有答应。他把冯送走后，立刻转到孝义镇去。当时，他的部队所在位置是：七十六军盐亭，十七军（欠十二师）在三台以北，九十八军在阆中南部，三十军之二十七师残部，十七军十二师之三十六团和三十八军的山炮营在孝义镇，十七军十二师（欠三十六团）和六十九军之一四四师到达绵竹以北，正向孝义镇急进中，骑兵第二旅在剑门关西战斗后失去联络，一一九军在武都，三十八军（欠五十五师）由中坝继续西窜，其五十五师则已在剑门关附近被消灭。 裴昌会宣布起义后，即电所属部队停止移动，就地起义。但七十六军和十六军虽复电响应，仍向西南急进，终为解放军追击部队在三台以西截注，勒令放下武器。至于窜踞茂县的三十八军李振西部，起初来电说，要使蒋介石和胡宗南意料不到他还会作一个效忠他们的人。但跳梁了不多时，到一九五①年一月二十日解放军进薄茂县时，却在一夜之间打了二十多份电报给裴昌会请求办法，最后，不得不在二十一日放下了武器。再说陈克非接受了胡宗南的“面谕”后，便吩咐第二军副军长段成涛通知团长以上人员开会，决定从二十二日起先命由小部队向东佯动，以迷感解放军，在出发前，准备轻装，把笨重的东西一律毁弃。所有重兵器如山炮。重迫击炮等，准备破坏；不能走小路的骡马则加以枪毙，各军，师的汽车，一律开到赵家桥焚毁，但所有轮胎要拆下来携带，以便将来作渡河材料之用。上述各项，限于二十三日以前作好准备，候令贯彻执行，并准备在二十四日出动。 作过了各种安排之后，陈克非就给胡宗南打电话，报告准备情况，但打了很久都无法接通，后来才发觉，原来胡宗南的电话已经拆了，胡宗南也溜掉了！ 这样一来，可使陈克非思想上起了急剧的变化，他本来还想奉命硬着头皮东进的，而今，成都的战事还未发生，那个顶头上司已经“走为上着”：而把他和罗广文留下来当替死鬼了！陈克非心想；蒋介石如此，顾祝同如此，胡宗南也如此，这些大呼灰叫“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都不过是如此！可笑也！亦可怒也！于是陈克非拿起电话，找罗广文的参谋长张荣宪。一一张原是陈部第九师的参谋主任，彼此是很熟识的。 张荣宪在电话说：“你要我到你那里来，我们罗司令官说也想一道来，你欢迎吗？”陈说：“当然欢迎”。 当罗广文张荣宪到达后，陈克非说：“真想不到胡先生这样自食其言，竟不告而别的跑了。这与方面军总司令的威信太不相称了吧。”陈克非实在有点生气了。 罗广文说：“昨天我们在总部时，我就看出来并向你说过，总部的这种征候，似乎有向哪里移动的模样。但也的确想不到，既是自己约定时间要在电话上联系，却又不告而别，难道我们还能阻拦他上飞机吗？(奇.书.网-整.理.提.供)这真是岂有此理。” 陈说：“现在情况已很清楚，胡宗南要我们东向敌后挺进的牺牲代价，是为换得他们向西康背进的安全。老实说，我也没有这种力量，也不愿为他做替死鬼，现在我们应该自作主张了。” 张荣宪说：“陈司令官的看法和决定，我很同意，但希望提出你的主张来，我们好共同来考虑一下。” 罗说：“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我很同意克非兄的看法，也同意刚才张参谋长的意见。” 陈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不是已经联名通电起义吗？我们不如向他们取得联系，靠在一起，不晓得好不好？请你们考虑一下。” 罗说：“你的主张很好，不然，就做了替死鬼，还是一个冤死鬼，太不值得了。” 商量的结果，认为应该先设法做到使双方都通知第一线部队，即日停止战斗活动。并由陈克非派段成涛再往彭县联系。 陈克非与罗广文会商后。又用电话通知各军军长，说情况有新的变化，对出发前的各项破坏准备要暂停，并要各军军长在第二天上午到兵团部开会。他虽然作了决定，仍然怕解放军因大势已成，盛气凌人，不肯先行停止军事活功，甚至还会加强军事活动。但是，当他在第二大早上用电话向各军询问时，他们都说，自昨夜以来，第一线未放过一枪，十分安静。到其时，陈克非才抛开了顾虑。 跟着各军长来到兵团部，陈克非便对他们说明被包围的紧急情况，和起义与否的利害得夫，他认为，为顾全部队，为顾全随军家属，为全体官兵前途着想，都只有起义。陈把话说完后，一一八军军长方暾首行先表示赞同，只有十五军军长刘平，表现得垂头丧气。 午后，陈派去彭县联络的段成涛回到郫县，说那边的共产党地下工作组朱德钦等人，对起义极表欢迎，并望于二十四日作最后答复。 “二十四比，陈克非再召集各军军师长开会，再把起义问题说了一遍，同时把电稿拿出来，说同意起义的可在上面签名。结果，陈克作、方暾、段成涛、蒋治英、段国杰、傅碧人等都亲自签了名，只有刘个伤感了一番，叫他的参谋长廖传枢代签。签名完毕后，当天下午派人将电稿送往彭县。去的人在往彭县的途中，又在安得堡把电稿交与罗广文看。结果，十五兵团的人也在电稿上签了名。他们的起义电，在当晚由刘文辉的电台拍发北京。 同一天的早晨，周士瀛的九十军军部及其所属的五十三师出发西行。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则率领其兵团部及一八七师由双流移驻成都牛市口。李振到达成都后，即带同警卫部队到鲁崇义的三十军军部去，并在那里与三十六军军长朱光墀商讨起义问题。朱说：“我服从命令。”随即派他的副参谋长和一二三师副师长去受领命令和起义电稿。下午，九十军六十一师师长陈华去见李振，李告诉他决定起义，问陈华作何打算，陈说：“决服从命令。”李振当即增派该师分担成都防务，并负责注意电厂、工厂的保护，严防被人破坏。 第二天，中共在成都的负责人易冶然来会李振，祝他起义成功，并同他到了“二野”三七二师司令部，在那里与“二野”参谋长李达将军通了电话。到此，十八兵团的起义工作，宣告完成。 再说陈克非的亲信部队第九师、第七十六师、第一六四师，自从在川东白马山失去联络后，一直就没有消息，”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底，才又从电台重新接上了头，他们来电说：第九师、七十六师、一六四师和第十五军的一六七师，都到达了川、滇、黔交界的地区，并请示今后行动方向。陈克非把情形报告了贺龙将军，贺龙将军告诉他：除了电告刘伯承将军告知所部注意勿发生误会之外，并叫陈克非复电他们就地起义，并派人与“二野”部队接洽。经过数度电商，除七十六师师长张桐森之外，第二军第九师副师长黄惜时、一六四师师长李剑霜、十五军一六七师师长邱健等人，联名复电陈克非说：“随钧座共荣辱”。到此，二十兵团的起义工作，也结束了。 综上所述，可知退入川境而归胡宗南指挥的第七兵团、第十五兵团、第十八兵团、第二十兵团、都先后起了义，只有极少数部队逃跑了，但他们逃跑出去之后，始终逃不出解放军的掌握，不久之后，也和李文的残部一样，全被歼灭。李文也被生擒。只有胡宗南和少数的几个人，预先乘飞机逃出了四川。 第十九回 大抛书袋　李犹龙放谈形势 不能赴台　胡宗南折返西昌 胡宗南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成都解放前夕，偷偷地撇开了他的部属，逃出四川的。所以当陈克非打电话给他，想报告从成都发动向东佯攻的准备情况时，已经无法找到他了。 胡宗南是当日上午十时，从成都北门外凤凰山机场飞逃的。同机的只有罗列、沈策、了德隆、周士冕等数人。原拟直飞西昌，后因气候不佳，飞到下午七时，乃在海南岛的三亚机场降落。 当时，蒋介石在台湾，因为接不到胡宗南的消息，曾经下令四处去找。到了最后，才得到胡逃三亚的消息。他认为胡宗南不经请示便擅自脱离部队，立即派顾祝同到三亚去，说是要“查办”他。结果由顾祝同从中做好做歹，说应让胡宗南即飞西昌，戴罪立功，所以胡宗南便不敢再飞台湾见蒋，而只派罗列飞台报告一切。再经过罗列的一番粉饰，蒋介石就“龙颜略霁”，“查办”云云，当然也就过去了。 胡的撤逃西昌计划，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晚上作了最后决定的。当时，困为解放军的前头部队，南面已攻到新津河对面，与胡军隔河炮战；东面已攻到简阳、仁寿；北面已攻占了绵阳，正向广汉挺进。这就使刚刚还吹过甚么“死守成都”的胡宗南发急了！他乃决定三十六计，逃为上计。于是，立即拍电蒋介石请示：（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挡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三个方向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沪定及雷波。 蒋复电令胡宗南率领部队突围，并准派运输机二十架载运逃西昌的人员。这一命令，是二十一日早上到达的。胡当即指示亲信人员按计划部署。但他自己究竟是照蒋的指示“率部”而逃，还是乘飞机而逃，一时七上八落，下不定决心。因为假如随军而逃，实在怕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到了必不得已时，也难于有“成仁”的勇气；若是乘飞机逃走，蒋电又要他“率部突围”、并未明示他可以从空中逃生。所以弄得他既惶恐，又不安，万分焦灼。 但是，究竟一条性命是现实的，是最关紧要的，所以他又要罗列随时控制两架飞机。也正是因为结果是乘飞机逃走的，所以蒋介石才说他“不经请示，擅自脱离部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滑稽，这样的可笑。 胡宗南既然获准将主要人员运往西昌，乃于二十一日下午，与罗列二个秘密商定准予乘飞机逃往西昌人员的名单，并即由罗列分别秘密通知。通知时也没有把事情讲明确，有的人被通知在二十二日晨六时以前，携带简单行李到新津开会，有的人被通知于同日同时到新津机场候命。 当时被通知的人，有住在成都励志社的“川陕甘边区绥署”陇南分署主任赵龙文、副主任缪澄流，“川陕甘边区绥署”秘书长兼“四川省保安副司令”王元晖，“川陕付边区绥署”党务特派员兼胡宗南驻川代表林树恩，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杨尔瑛，“四川省教育厅长”任觉五，“西安绥署”成都办事处处长汪震及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等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川陕甘边区绥署”副主任及四川省地方武装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曾扩情，本在被通知之列，但其时忽告失踪，遍寻不得。至于远在温江的“西安绥署”干训团教育长袁朴、政治特派员周士冕等，均未接通知。但其中袁朴耳长腿快，自己在、二十二日晨赶到机场，避着胡宗南硬挤上了飞机。 赶新津的人行到中途，忽遇罗列所派出的副官在路上拦车，叫他们转赴双流机场集中。原来其时新津方面情况已很紧急，大家听到新津和仁寿方面的炮声十分激烈。 各人转到双流机场，在当天中午，分乘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双流的运输机起飞。原定直飞西昌的，后因天气不良，乃改飞海口。 乘飞机逃往海口的，除了上述诸人，还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蒋坚忍、政工处长王超凡、副处长李廉、机要室主任王微，高参室主任蔡綮，负责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活动的少将高参王炳炎，参谋处长裴世予，第七补给区司令程开椿及政治特派员熊超，陕西省府民政厅长刘亦常、南郑区行政督察专员潘元等等。此外，则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主要职员和文卷、电台，胡宗南的卫士连亦同机而逃。这些人和东西，一共用了二十架运输机，于当晚九时降落海口机场。各人分住旅社和学校，听候胡宗南的命令。而胡宗南等人所乘的飞机，于二十三日上午十时起飞，当天下午七时到达三亚。 胡宗南是逃得相当狼狈的。这两天，他纷纷召开会议，二十二日晚上，还和罗列等人在新津开了整夜的会，原来决定分三路突围的，但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第一军军长陈鞠旅、九十军军长周士瀛等均主张改用大兵团兵力，向雅安方面突围，讨划乃予修正。二十三日早上，他们由新津回到成都，北路解放军的尖兵，已快要进抵新津。胡宗南觉得已来不及再向蒋介石请示，乃赶忙带着罗列等几个人，坐上飞机起路。 至于在温江的周士冕、袁朴、丁德隆等人，二十一日晚上，听到新津方面的炮声愈来愈烈，甚至机枪声也隐隐可闻，知道情势已迫，乃决定于第二大逃返成都。岂料第二天早上，袁朴已踪影不见，别的一些人也已逃走，周士冕和丁德隆乃赶快乘车逃返成都去找胡宗南。其时胡宗南已在卷铺盖状态，他们才得附机而走，否则就被丢下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胡宗南从三亚电令已逃到海口的蒋竹（“西南军政长公署”副官处长、胡的表侄）、张正廷（胡的随从副官）、戴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经理处长）、蔡剑秋（经理处副处长）、李犹龙、裴世予、蔡綮、王炳炎等人，留在海口，准备随他同飞西昌。其余人员，准自由设法去台湾。其时，谁都想逃去台湾而不愿去西昌。袁朴更未奉命令，即已逃往台湾，于是胡又叫人在海口放出一个空气，说袁逃台后已被毙了（其实袁被扣留了几天倒是事实，枪毙则绝无其事）。各人际到这个消息，谁也不敢私逃，只好留海口候命。蒋帮日落西山，上上下下号令难行，尔虞我诈，竟成了上官驭下的主要方法了。 十月二十六日，胡宗南由亚飞到海口机场，住在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的办公处。与胡同机飞到的有沈策和周士冕，是奉令随胡去西昌的。周士冕本亦不愿再去西昌，但胡一定要他去，所以恨极了。他在海口一见到李犹龙就说。 “胡先生真对不起人，临死还要拖几个好朋友垫背！” 胡的海口办事处处长程开椿、副处长王化兴，为胡准备了两天两夜，终于在十二月十人日早上六时，一千人马，连同简单文卷、电台及卫士连，分乘十架运输机，由海口转飞西昌。 当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胡宗南刚到海口时，他的机要室主任王微，即向他汇报李文在邛崃县被困，正在派人与解放军接洽投降，裴昌会在德阳宣布起义，解放军已进入成都等等情形。胡顿时脸红筋胀，以右手掩住前额靠在桌上，左手放在怀里，十多分钟不作一声。稍后，才叫王设法联络那些部队，要他们设法逃出川西。 对于胡宗南个人而言，折返西昌，实际上也是非所愿也，不得不去耳。因为这时候蒋介石全败之局已成。胡宗南再去蹲在西昌，也不过是等待未日。他不去是一个样，去了还是一个样，毫无希望，更没有一点可以寄予希望的理由。 在本书的第十三回里，已叙述过胡宗南和宋希濂八月中旬在汉中密谈的内容，及八月下旬他们到重庆见蒋，蒋不同意他们早日将主力撤向川南及西康，再转滇缅边境的计划。挨到成都解放前夕，西南之局已近尾声，蒋才电准胡宗南撤往西昌，已经撤无可撤了。 这种命运，胡宗南在到重庆见蒋以后，其实就已意识到了。所以当他在九月中旬回抵汉中以后，便已态度失常，见了部下就大发脾气；大家也认为他一定有甚么说不出来的心事，只是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到了九月底，曾传说蒋介石要到南郑来，但终未见到，胡手下的人，更在心中打上问号。一直等到十月初，大概胡宗南的心事实在憋不住了，就在南郑城内汉台，召集“西安绥署”参谋长罗列、干部训陶团教育长袁朴、政治特派员周士冕、训导处副处氏李犹龙及李昆岗、王超凡等人，开秘密会议，研究逃跑问题。 在会上，胡宗南首先讲话。他把两手插在口袋里，那种徘徊顾虑的姿态，和他平时趾高气扬的神气，完全不同，他怀着极沉重的心情，报仁去重庆见蒋的经过。他说：“我到重庆见了总裁，他认为局势虽然急剧逆转。但制前已渐趋稳定；国际局势亦正在急剧变化中，很可能爆发第三次大战。在这种情势下，只要我们能固守四川，就能固守西南半壁；只要能保住西南半壁，一切尚有可为。他又指示说：宋希濂守川东西（阳）秀（山）、黔（江）、彭（水），罗广文守川东北城口、万源，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我们能守住北，四川可保无虞。我听了总裁指示后，不放心，曾亲到宋希濂、罗广文两地区去偷看情况。见到宋希濂部刚由湘鄂败退，喘息不定，官兵都在想逃，既无阻敌的坚固设防，又无一定的部署，怎样能挡住共产党的军队，罗广文在万源、大竹这一地区，虽然驻守的时间相当长，也有些防守设备，但他的官兵，大部分是四川土匪，乌合之众，怎能打仗？我虽然向总裁保证坚守川北防线，但宋、罗两地区一旦失守，我们远在汉中，不成了瓮中之鳖了吗，因此，找你们来研究我们应该怎么办！” 众人听罢，沉默了一阵，袁朴首先说：“川东防线若被共产党突破，汉中确难固守，到那时，只有轻装突围，从河南、江苏冲到海州上船逃跑，除此别无二路。” 王超凡说：“等到要从河南逃跑时，恐怕也逃不成了。” 李昆岗说：“我们现在的后方是四川，将来的后方是西康、云南，不如现在就作退西康、云南的准备。” 李犹龙表示，他同意李昆岗的意见，并说：“守秦岭、陇南、汉中，是为了固守川北；川东若危险，川北即无用。为了早作突围准备，应先消灭刘文辉，以去心腹之患，拿下西康的雅安、沪定、西昌三个据点，驻下三个军，进一步开两个军守驻云南，就可以进攻退守了。能做到这一步，四川还可以固守一个时期，必要时还可以逃到西藏或缅甸。” 接着，李昆岗和周士冕均表示同意李犹龙的意见。 其时罗列说：“刘文辉的部队尽是鸦片烟枪，雅安、西昌是容易拿下的。如目前走成都去攻雅安，是打草惊蛇。可以先抽一个军驻乐山，往洪雅、邓蛛前进；另调两个军沿绵阳、绵竹、彭县、崇宁、温江，掌握住灌县口子，必要时出灌县，走草地攻雅安。再准备两个军调到云南，守住云南，西南的局势是可以稳定下来的。” 胡宗南说：“这样做固然好，是否上面能准予呢？” 最后，胡同意先派李昆岗为“西安绥署”西昌办事处主任，并把第一师秘密开去西昌，预作准备。同时开两个军驻彭县、崇宁、灌县。这一计划，由胡立即向蒋介石请示。 十月十五日以后，李昆岗先赴西昌；及后第一师的朱光祖团也去了。胡同时调五十六军及六十五军沿绵竹、彭县、崇宁等县向灌县移动候命；另调二十七军驻川南乐山；并准备调第三军和三十六军去云南。等候蒋令到达即照计划行动。 可是过了几天，胡在汉中忽然不见客了。胡宗南不见客，一个人在房里关着门唱京剧，点洋蜡。——这是胡宗南的一个怪毛病，凡在极度苦闷的时候，就是如此。京剧或者能唱出一些郁闷来，至于点洋蜡有甚么意思，旁人却不大清楚。因此，有人就说胡在闹政治病了，有人还说他曾闹过要自杀的事情，至于“剧情”如何，只有他自己明白。 那时侯，胡的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曾为此事去问胡的参谋长罗列，据罗说：“老头子（蒋）没有批准我们的计划，长一师不能去西昌，其他部队亦停止行动，眼看要成瓮中之鳖，胡先生在愁闷生气呢。”过了几天，李自己忍不住，跑去见胡，胡对他说：“老是被动，将来只有作瓮中之鳖了”。到了十一月中旬，解放军突破了蒋军在川东酉阳、秀山的防线，宋希濂只好往西跑。川东的局势，果如胡宗南及其亲信之所虑，“不幸而言中”了。 解放军势如破竹，十一月二十八日，已攻到重庆近郊，蒋即令胡急调第一师的一个团到重庆机场保卫他；等到十一月三十日，蒋在解放军的炮声中逃往成都，又急令胡由南郑飞成都为他保驾。胡到成都后，作了防卫部署，蒋惊魂略定，才又分别接见僚属，大谈兵法，用空话安慰人心。 胡到成都后，住于成都新南门外一座花园住宅里。十二月四口晚上，他约了罗列、袁扑、周十冕、李犹龙等人去晚餐。餐后又漫谈时局。 罗列首先说：“共军占领重庆后，正向沪州方面活动，成渝路上还未到永川；但是宋希濂的情况不明，沪州守备司令郭汝瑰有不稳情况。西北的共军占汉中后，尚未进攻川北，但有进攻模样。在这个情势下，奇 -書∧ 網军事部署应该早作妥善处理，或退或守，要明确决定。” 李犹龙由大抛书袋，说：“顾祖禹不足在‘读史方舆纪要’上说过‘成都非坐守之地’吗？要守成都，首先要守住合川、沪州、剑阁、江津等几个外线点；如攻到仁寿、龙泉驿、绵阳、新津等内线点、就不能守了。这在四川内战史上大家都是知道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还是早作放弃成都、退往西昌的准备，以保存实力。再作后图，比较适宜。” 袁朴、罗列、周十冕都先后表不同意李犹权的意见。胡宗南听了之后，手持蜡烛看了一阵地图，不置可否。众人随亦散去。 但是、在胡宗南的心目中，也是以早作退往西昌的准备为上策的，所以十二月五口，他就令袁朴、周士冕率领“西安绥署”干部训练团官兵员生近万人，步行先去西昌，可是他们到了新津，即被解放军将去路截断，只得转往温江去。胡还打算把第一师朱光祖以外的另两团，全部空运西昌，但因蒋不同意，没有飞机运输，故终未照办。 十二月八日下午，胡宗南又在他的住处，约了罗列、袁朴、周士冕、李犹龙和赵抡元（军需处长）去晚餐，谈的主要还是从成都逃往西昌的问题。 胡曾带着苦笑对李犹龙说：“你是成都人，知不知道守成都应该守哪些地方？”因为谈论的主题是如何逃出成都而不是守成都，所以他这句话是带点自谑的。 李说：“我上次已经说过，‘成都非坐守之地’，所以孔明要北伐。” 罗列说：“成都是盆地，久守固然不能，守一些时候总还是可以的。” 李犹龙又说：“假如要暂时守成都，自来兵家是北守绵阳，东守简阳，南守沪州；如打到成都附近，你就不能守了。就目前形势说，我认为还是放弃成都，到西康、云南保持一部分实力，才是上策。” 听了这些话，胡宗南又去看地图。 胡宗南在地图上查看了绵阳、简阳、沪州等地的形势后，说：“守有困难，我们来研究突围的办法。” 李犹龙说：“办法我们在南郑已研究过，现在突围还是时候，迟了就不可能了。现在，我们从邛崃攻雅安，占领沪定，从乐山过蓑衣岭到西昌，是可能做到的。但首先要解决刘文辉。” 胡宗南注视着罗列说：“我们现在至少还有三十万人，用两个军守乐山、用两个军攻雅安，进驻雅安、沪定；再用两个军进驻云南；其余的人都陆续掩护前进，你看可以不可以？” 大家都同意胡的这一计划。 胡说：“总裁正在请客，你们就在这里等我，我去请示总裁后，就开始行动。” 约两小时后，胡宗南回来了，非常生气他说：“总裁说张岳军向他保证刘文辉、邓锡候、卢汉这些人靠得住。他不同意我们的计划，而且下手令要我负责死守成都；并派顾墨三任西南军政长官，要我以副长官兼参谋长的名义代行。我看这几十万人都会被张岳军埋在川西”。 胡手下的人，其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早逃为妙。所以又主张胡再去见蒋，说明局势，陈明利害。请求批准在川西突围的计划。胡也异常激动，又再去找蒋。不久之后，他来对大家说：“总裁已把刚才下的命令发表了，不能失政府的威信，我们还是死守成都吧。” 第二天、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在彭县联名通电起义，卢汉也在昆明宣布起义；西南的局面改观了！ 第廿回 元旦阅兵　只得小猫三四只 会商方案　上策拿来却是逃 刘文辉宣布起义后，刘部二十四军副军长伍培英率领的在西昌的一部分兵力，即被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的部队联同李昆岗手下的朱光祖团所围袭，伍率部突围，到了富林。 在刘、邓、潘、卢等宣布起义的第二天——十二月十日，蒋介石等人，把胡宗南撂在成都，逃往台湾去了。 十二日，李昆岗由西昌飞成都，向胡宗南报告解决伍培英部的经过及恢复西康省政府组织人事的意见，胡同意由贺国光兼任西康省主席，在西昌恢复省府组织。还准备加运一个师去西昌，但因无飞机运输而作罢。李昆岗本人不愿再留在川康，坚辞“西昌办事处”主任之职，匆匆忙忙向台湾飞跑了。 到此，蒋介石的“蜀中大将”，就剩下胡宗南了。 而其时，在这个口喊“死守成都”的“大将”的心中，盘算来盘算去的问题，还是如何从成都突围的问题。因此，在十五日午餐之后，他又约了曾扩情、王元晖、林树恩、伍觉五、李犹龙等人，在成都新南门外空军学校（胡的办公处）共同研究。可是刚谈了一阵，胡就说：“我有事情，不能谈了，你们回去研究一下。” 其余的人，便一同回到励志社。曾扩情说他有事，出去了；别的几个人坐在一起再谈。 王元晖说：“只要胡先生想突围、现在还有办法。共军现已占了乐山，正向雅安方向前进，由乐山过蓑衣岭逃西昌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由邛崃攻雅安虽有困难，但须以大部兵力走这条路。主要的逃路还是走灌县，过草地，经雅安到沪定，再看情况是不是需要守西昌。必要时可以据守云南澜沧江以西地区，或者逃西藏、缅甸。我是灌县人，在松理茂区当过行政督察专员，对这条路线很熟悉。但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刘文辉、邓锡候的部队，免得牵制我们的行军。解决刘文辉、邓锡侯容易，只要三个师由绵竹进攻，一个师由崇宁进攻，出灌县只要一个军。” 大家同意王元晖的看法，并要他当晚去向胡宗南提建议。 大约两小时后伍元晖回到励志社对众人说：“胡先生很同意我们的突围建议，井叫罗列来一起商量过，决定一面布置军事，一面请示台湾。” 第二天，他们听说新都、广汉、新繁、崇宁等县，均在布置兵办，所以都认为胡宗南要执行这个建议了。但是过了两大，才知道实际上并无动静，再去打探，胡宗南说：虽经再度请示，蒋介石仍然不准，还是要他们坚决死守成都。 这样，胡宗南在十二月十日，即在成都新南门外空军学校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并代长官职，但并未举行仪式，仅以原“西安绥署”的人马按职到差，亦未加委。胡整天心神不定，背地里不断地埋怨蒋介石上了张群的当，使他们陷于被动地位。而所谓“死守成都”，亦无甚么认真的部署，只是派第三军军长盛文兼任了成都防卫司令，并照蒋介石的意思派曾扩情兼任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胡因为想走走不了，想守不能守，所以有一次曾气愤他说：“总裁要我们自杀成仁，我们就在成都同归于尽吧！”总之，惶恐，绝望，成了这一时期胡宗南的心里特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二十一日接获蒋电，准他们由川西突围，才告一段落。但到了这个时候，又已经不是甚么突围的问题，而只是逃命的问题了。 且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胡宗南等人由海口到达西昌，即在朱光祖团的保卫下，住到邛海新村去。 邛海位距西昌城十多里，水面有五百多亩宽，是一个风景绝幽的地区。邛海新村就建在邛海的正北面，距西昌城约四十里。村的西北面是西昌技术学校；村东南是庐山，有古庙七八间，古柏参天，道路曲折，是西昌的风景区。村南不到半里就是邛海，这个新村是蒋介石在西昌的行辕，是张笃伦作“行辕主任”时期，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①年间建筑的，都是平房，约有一二百间，散筑在山的半坡上。胡宗南到后，即住在蒋介石的官邪，其他随行人员及卫士等，即散住村子里。村外由第一师朱光祖团负责保护工作。 二十八日下午，胡宗南住在邓海新村后，即令电台联络在川西溃败的部队，到二十九日上午止，仅与第二十七军军长刘孟联络上，知刘带着残部一千多人，从乐山逃过了蓑衣岭，正在冷猪坪与刘文辉的守军作战。到了晚上，电台又与第五十六军军长胡长青联络上，知胡亦带了残部一千多人，从邛崃县窜到了西康省的汉源县，因为胡长青是胡宗南的亲信，又是所谓“战将”，胡即派他为第七兵团（原为裴昌会的番号）司令，要他驻在汉源，一在防卫西昌北路，一面联络由川西向西康逃窜的残部。到了三十一日，胡长青收容到四川洪雅县的地方武装李玉光部一千多人，胡即电派李为新编第十二师师长，由胡长青指挥，驻于大渡河口的富林镇。 当时，西昌警备司令兼西康省主席贺国光，因为一来自恃资格老，不愿受胡宗南的羁勒，二来也想早日逃往台湾，所以胡宗南到了不久，即向胡提出要离开西昌。但胡坚持不让他走，贺亦没有办法。 这时候，眼看就是一九五①年的元旦，胡宗南这个羽毛零落的山大王，却还要做作一番，决定在元旦那天，发表谈话。于是叫李犹龙为他赶拟谈话稿，俾便交西昌及台湾报纸同时发表。他指定，内容要包售有引咎自责的意思，并要在国际上起正视听的作用，据说是蒋介石要他这样做的。到了元旦那天，他还要在节海新村门口“观海台”举行阅兵典礼。 —九五①年元旦上午九时参加阅兵典礼的，只有第一师朱光祖的一团官兵，其军容之“壮”可想。胡宗南平时在群众性的会上讲话，本来就说不出多少道理来，这一回讲的就更加简单。他说：“今天我们在西昌过民国三十九年的元旦，心情是极端沉痛的。我们还有几十万弟兄在川西坝子与共匪拼命作战，还有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受着共匪的蹂躏屠杀，我们能不能就不管他们呢？不能。我们要作党的战士，总裁的死士，与共匪奋斗到底。……”这套滥调还讲不到五分钟，胡也叫得声音嘶哑，戛然而止。然后让他的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继续给官兵“训导”。 典礼完结后，李犹龙回到住处，周士冕一见到他，又开玩笑说：“你同胡宗南出去玩几十万猴儿多年，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他的感想又怎样？我以两字代你们作答：‘悲惨’！”这‘悲惨’两字，倒是言简意赅。 元旦那天，贺国光到邛海新村与胡宗南拜年时，又重提要离开西昌的事情。胡一方面因为几天来才收容到残部两千多人，所谓“几十万兄弟”早已无望；一方面也要拿点颜色给贺国光看看，就决定以“离开西昌”的姿态来口击对方“离开西昌”的话头。所以到了一月二日，即令随行人员全部移住西昌飞机场附近的房子，做出要随时飞离西昌的样子。 这一来，贺国光也着急了，就派西昌警备副司令王梦熊到机场去挽留胡宗南，表示贺国光再不谈离开，而要与胡共守西昌。并希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搬到西昌城里的城隍庙内办公。胡同意后，又下令随行人员自一月六日起，全部迁往城隍庙，胡本人则仍住邛海新村。 一月三日那天，胡接到宋希濂部一二四军军长顾傈裕率残部一个师到了距西昌三十里的消息，大喜过望，立刻派周士冕和李犹龙二人前去欢迎慰问，并令顾葆裕率部驻在会理休整，给以防守西昌东线金沙江的任务。事后周士冕对人说：“顾葆裕到西昌，胡宗南的阵脚才算压住了。” 周士冕常在背地里开胡宗南的玩笑，而蒋介石也不断地开胡宗南的玩笑，前一阵他要胡宗南“死守成都”，当胡宗南一折返西昌，正在四顾无人、凄凉万状的时候，他又电令胡“固守西昌”了。 蒋介石在胡到达西昌之后第二天，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立即由台湾给了他一个所谓“十万火急”的电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二是收拾川西突围的部队，加以整编，保卫西南大陆。 胡接电后，即在邛海新村郧召集沈策、周士冕、李犹龙、裴世予、蔡紫、王炳炎等人开会研究。当时，他们分析了国内外局势及胡所掌握的部队情况后，认为：（一）看不出美国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迹象，第七舰队虽然到了台湾，但这只是“防卫”台湾，三个月内世界大战决不会打起来，国际上亦不会有大变化。（二）现在“中央部队”不是被解放军吃了，就是逃到台湾和海南岛；仍在大陆上的，除了胡手下的非常有限的残部，就只有云南境内李弥、余程万两个军。（三）解放军占领川西之后，绝不会让胡部作长久的喘息，甚至在短期内就会进攻西昌。（四）能不能固守西昌三个月，首先要看守西昌的力量。照计算：（甲）在西昌归胡宗南直接掌握的，只有第一师一个团和一个卫士连，全部不到二千人；（乙）贺国光有两个警备团，有两千多人，据说只有一个团能够使用，另一个团没有战斗力，而且胡宗南不能直接指挥；（丙）“西昌靖边司令部”有两个团，一个团在司令邓德亮手里，一个团在副司令孙方手里，胡宗南不但不能直接指挥，可能还有问题；（丁）二十七军军长刘孟濂虽然联系上了，但只剩了一千人左右，而且还没有到西昌。（当时顾葆裕的消息还未到）凭这么一点兵力，怎能固守西昌三个月？（五）要在大陆上保持一个据点应该在云南以西地区想办法；而把西昌、沪定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作为游击区，才可以进攻退守。（六）西昌是个彝族区，汉人很少，一旦失败，即将全部覆灭，石达开即其先例。他们而且认为，诸葛亮虽对孟获七擒七纵，亦没有把他们感化过来，所以只有用“威”，才能够加以镇慑，可是这时候哪里来的“威”，既然失了“威”，巩怕还会为彝人所收拾。 胡宗南手下的这班军师，谈来谈去，得出了上述的七个论点，而最后的结论是：“前途不吉”。 虽然军师们均无善计，但胡宗南仍要他们根据蒋介石电示，把“固守西昌，保卫西南大陆”的计划做出来。结果讲座了两三个钟头，仍然水煮不成饭。胡叫众人先行散去，晚上再由沈策召集研商。 于是，当天晚上，沈策又把众人找到他的房间，继续讲座。 作为胡宗南副参谋长的沈策，首先说：“我认为西昌既不能守，西南大陆亦不能保，如果即退往台湾，还可以保存一部分力量，徐待后图，这是上策；如果据守云南怒江、澜沧江以西地区，设法把缅甸、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搞好，把西昌、沪定和川南雷、马、屏、峨地区作为游击区，这是中策；至于困守西昌，等待毁灭，这是下策。” 一句话：对于如何“固守西昌”，沈策也是无策。而且，他主张坚决放弃西昌，即刻撤往台湾。 谁都同意沈策的观察，可是李犹龙说：“但这样做不合上边的意图，是走不通的。” 但别的人都表示，形势如此，终须走撤退台湾这条路。 因此，最后决定：由沈策照他所提出的意见，拟出一个具体方案，详细说明形势和理由，如能使胡宗南采取“上策”，撤往台湾最好；否则采用“中策”也可以。后来，就弄出了一个以不守西昌为上策的“固守西昌、保卫西南大陆方案”来。其主要内容如下： 甲、上策：放弃西，昌，撤退台湾。 （一）目的：保存在大陆上仅有的反共力量，在大陆上散播反共种子，再图反攻。 （二）理由：（1）西昌是彝区，是死地，毫无力量，又无后方，不能固守。否则必遭覆灭；（2）凡撤到西昌的党、政、军及其他人员，都是反共最坚的干部，应抢救去台湾，不应听其毁灭在西昌；（3）一切事，人最重要，物资次之，应把西昌地区有用的人力、物力抢运去台湾以增加反攻大陆的力量；（4）以西昌为据点，在未撤退台湾前，完成在大陆上散播反共种子的任务，虽撤退台湾，实际并未撤退，而是战略上的进攻。 （三）办法：（1）积极设法收容从成都突围到西昌的部队。予以妥善安置和安慰，陆续输运台湾；（2）普遍收容从各方面撤到西昌的党政人员和其他人员，陆续转送台湾；（3）西昌地区的青年及地方士绅，愿意去台湾的，一律护送到台湾；（5）愿留大陆继续工作的人员，一律委以适当名义，给以经费、武器、电台，并指导其活动，使其在大陆生根，以便将来配合反攻大陆。 乙、中策：以滇西地区为根据地，以西昌、沪定、雅安及川南的雷、马、屏、峨地区为游击区。 （一）目的：在西南大陆建立根据地，以保卫西南大陆。 （二）理由：（1）滇西地接西藏，并通缅甸、印度，能得国际援助；（2）上地肥沃，物资丰富，人口稀少，作为根据地能自给自足；（3）滇西民族虽较复杂，但民性淳朴，易于驱使，灌输反共思想，易于接受；（4）滇西地形险阻，敌人仅有一面进攻之路，易于防卫；（5）配合云南现有之国军两个军兵力，足有建立根据地之力量；（6）组织川、康、云、贵四个省政府，指挥其活动甚便；（7）将来配合国军反攻大陆，可以出兵昆明，直捣湘、桂，出兵四川，直捣西北。 （三）办法：（1）令现在云南境内活动之李弥、余程万两个军，先进驻澜沧江、怒江以西地区，打好基础；（2）积极收容整编从川西突围到西昌之部队，集中力量保卫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移驻滇西，作为在大陆上之指挥中心；（3）恢复川、康、云、贵四省政府原专员区组织，进行各种活动；（4）恢复川、康、云、贵四省党务工作，配合军政进行各种活动；（5）利用帮会及各种团体，联络川、康、云、贵四省地方武力。展开游击活动；（6）设法联络西南边疆民族，作反共主要力量；（7）派人与西藏、缅甸、印度方面联系；（8）利用各种关系、各种力量，搜集共军情报；（9）积极训练党政各种干部；（10）在根据地及游击区广建飞机场，以便支援武器物资；（11）将西康省政府移驻沪定，作为前进桥头堡，以西昌、雅安为西康的游击区；（12）以川南的雷、马、屏、峨地区，作为川南、川东及贵州的游击根据地；（13）以川西的松（潘）、理（番）、茂（功）地区，作为川西、川北的根据地；（14）云南省政府设在滇西，而在滇北、滇东、滇南地区展开游击战；（15）从台湾运来大批武器实用物资，以巩固各根据地；（16）战时经济、文教、宣传计划另拟。 丙：下策：固守西昌，等待覆灭。 （一）目的：使在国际、国内正视听。 （二）理由：（1）共军已占领了成都、雅安和昆明，不会让我们有喘息之机，很快就会南北进兵，夹攻西昌；（2）西昌无兵力，不可能守到三个月，终必溃败，与其仓惶逃走，使国内外各方面失望，不如预作准备，在西南设法生根，于后有利；（3）西昌在目前是大陆上的一个孤岛，内无守力，外无援兵，且系彝区，是绝地，是死地，一旦共军进攻，彝人夹击，无路可逃，只有等待覆灭； （三）办法：（1）收容川西突围部队，暂防大渡河以北。与贺国光商量抽调一个警卫团驻防会理县，暂防金沙江以南；（2）积极组织地方武装，增强固守西昌的兵力；（3）紧密与西康省政府合作，解决粮食和交通问题；（4）统制西昌市面的物价和金融，以防止物价上涨；（5）设法与西昌地区的土司、头人及彝族领袖联络；（6）预作逃跑准备。 上面那个方案拟好后大家认为早撤台湾的“上策”蒋介石不会批准，都希望胡宗南至少能采取“中策”。 十月三十一日晚上，胡宗南又召集大家开会，讨论“方案”。当天中午，胡的参谋长罗列，已由台湾飞返西昌，亦参加讨论。 首先，由沈策作说明，他刚把撤往台湾的“上策”提出来，胡宗南即拍桌子指着他大骂道：“你是内奸！你是共产党！你今天胆敢提出放弃西昌、撤退台湾的坏主意，我今天如不是看到你是我的副参谋长，我立刻就要杀你！以后再也不准提撤退台湾的话！”胡脸红脖子粗地骂，声音愈骂愈哑。大家都认为一定是罗列到台湾报告时，吃了蒋介石的苦头，带回来对胡不利的话，所以弄得他心境恶劣，趁机发作。各人见胡如此，都埋着头一言不发，再不敢去讨论甚么“中策”和“下策”了。最后罗列说：“大家提出了三个意见，还是请胡先生作最后决定。”胡就说：“各位回去休息吧。”各人就不欢而散。 自从这次集会以后，停了一个星期有多，到了一九五①年一月八日，胡宗南又再约了罗列、周士冕、李犹龙等人，到邓新村去晚餐，并研究如何固守西昌问题。各人因为有了上次经验，都怕碰钉子，谁也不敢说话，只是默然相顾。 胡宗南面对此种闷局，只好自己先开口。 第廿一回 龟缩一隅　残卒败兵夸固守 爪伸四处　破铜烂铁尽收罗 胡宗南说：“总裁令我们守西昌的意图，主要是对国际国内说明中央在大陆上还有军事据点，并未放弃大陆，借以争取美援。我们能守多久算多久，不一定要守够三个月。能完成任务就好，能守更多的时间更好，我们尽力为之。大家平心静气地来研究守西昌的办法，以达到总裁的意图。” 胡宗南这样说了之后，别的人才敢提意见。谈的时候，由罗列作记录，经过胡的考虑，曾进行过下列几方面的策划和活动。 第一方面是改编的部队。 一、整编第一师：决定以朱光祖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一师，由朱任师长，作为胡宗南在西昌的军事基本力量。该团本是一个加强团，官兵共有一千七八百人，年龄均较轻，且都识字，受的反动思想毒素也较深，尚有一定的战斗力。 一九五①年一月八日，二十七军军长刘孟濂率残部一千多人从川南逃到西昌，胡宗南即将这部分官兵交与朱光祖，作为第一师的一个团。又将围袭伍培英部时捉住的军官上百人，交与周士冕，办了一个短期军官训练班，结业后，一部分也交与朱光祖使用；另有士兵五百多人，也拿去补充第一师。 照胡的计划，是要把第一师扩充为四个团，共八九千人；但还没有扩充到三个团，西昌已告解放。 该师被消灭的经过是这样：一九五①年二月底，刘孟濂到昭觉县去扩编部队，带去了第一师的一个营。刘在昭觉被解放军活捉，这一个营也同时被歼。到了三月中旬，解放军从金沙江渡河，攻会理、宁南两县甚急，该地守军不能支持，朱光祖又率领了两个营前往增援。到三月二十六日罗列逃离西昌时，朱还在德昌县作挣扎，因此又再拉去了一个营。罗列二十九日从电台联络，知道朱及其残部窜到昭觉县。该师的师部及另两个营，则随罗列逃窜到西康越西县甘相营山中，于三月一日晚上，被彝人配合解放军将其全部消灭。 二、收编顾葆裕部：前面已说过，顾部从川昌突围后，一路西逃，因先于宋希濂而行，故侥幸逃脱，由胡宗南令其驻守会理。顾部名义上说尚有四个团，胡曾先后补给他一个团的械弹。三月下旬解放军从金沙江渡河进攻会理时，该军曾挣扎了两天，然后向滇西逃窜。三月十日前后，陈克非所属第二军的第七十六师师长张桐森，由川东败退后，率领两个团三千多人，经昭通以西逃抵西昌，与顾葆裕会合。胡宗南曾为此举行过一次庆祝欢迎大会，并发给三个月的粮饷。以示慰劳，并将他们交给顾指挥；后即随顾部逃往滇西。 三、整编胡长青部：胡长青残部千余人从邛崃逃抵汉源后，即驻在该地，并收编了李玉的地方武装千余人，上面已经讲过。三月下旬，解放军进攻富林镇和大树堡，胡即率同李玉光部逃往越西县。三月二十九月，罗列率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人员逃到甘相营山中时，胡部即与罗列合在一起，企图突围，终被消灭。其详细经过下面再谈。 四、收容交警大队陈超部：陈部于一月初由川西窜到川南雷、马屏、峨地区，有一千多人，武器以美制卡宾枪为多。最初停留于雷波县。从无线电台与胡宗南取得联络后，胡令他仍驻该区，积极发展部队，准备委以司令名义，发饷三月，并派了一个联络组驻该区联络。 第二方面是组织地方反动武装。 二月初，胡宗南已感到收容川西突围部队的想法。已经无望，乃在邛海新村召集罗列、沈策、周士冕、赵龙文、李犹龙等人，研究就地扩军的办法。各人认为西康人口本来就少，且多系彝区和藏区，自雅安解放后，他们所仍然据有的，只有宁远属九县，如果用征兵办法来扩充部队，是没有可能的，只有另想办法。但李犹龙说、照他的看法，西昌地区的地方武装比较多，若把他们联络组织起来，搞三个师还是有可能的；因此，他们就决定由此着手：甲、组织“反共救国军”，先后曾组织了七个纵队，其概况如下： 一、第一纵队：残杀镇压彝胞的大刽子手邓秀廷，是西康越西县人，家住沪沽镇和甘相营两地，曾任西昌靖边司令，是彝族四十八家的死敌。这时其人已死，靖边司令由他的儿子邓德亮继任，而实际权力则操于邓德亮的母亲之手。罗列和沈策通过贺国光的拉拢，把邓的母亲接到西昌，商组“反共救国军”。 当时，邓家因与西昌靖边司令部副司令孙争权，矛盾甚剧，正想勾结姘军来压倒孙肪，及同意派他的儿子邓德亮为“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而由胡宗南派其亲信、“西南军政长公署”第四处处长戴涛为副司令兼参谋长。事成后，邓母曾在西昌家中大摆筵席，以示联络，除胡宗南本人外，胡手下的中上级干部全部赴宴。这方面的拉线人主要是沈策， 由于沈策和戴涛都在胡面前说邓德亮绝对可靠，因此胡从台湾用飞机把一个团的新式武器运来，装备了邓德亮部的邓字凯团。［ 奇 书 网 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 邓字凯是邓德亮的侄子，系西昌靖边司令部的一个团长，该团大部分是彝兵，有两千多人，邓家掌握的正规部队也就是这一个团。另外，他们说还有可能再集合一个团的民兵，不过尚未组织起来。后来才知道，邓字凯与中共西康省负责人廖志高（西康冕宁县人，西永解放后任省人民政府主席）有联系，当罗列等人率领残部由西逃到沪沽镇再转甘相营时，他就宣布起义。邓德亮母子在甘相营家中，也被解放军所活捉。 二、第二纵队：二月中旬，越西县上田坝土司岭光；电（彝人，中央宫校毕业，“国民革命同志会”书记长，军统分子，立法委员）到西昌，胡宗南即委他为第十二师师长，要他到昭觉县去编练大小凉山的彝兵，并派原二十七军军长刘孟濂为“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带了第一师一个营驻在昭觉县，以岭光电的彝兵为基础，想扩编为一个军的兵力。可是岭光电活动的结果。只找得二三百人，西昌已宣告解放。 三、第三纵队：西康省盐边县的兵马上司诸葛世槐，是盐边县的土皇帝，经常在金沙江会理、盐边、盐源一带压榨彝民。据他自称，有人枪两千多，还可以再编组两千多人，编成四个支队。三月中旬，透过贺国光的拉拢，诸葛世槐带了当地特产熊胆、灵蛇胆、石菖蒲、虎骨、豹皮等贵重礼物，到西昌与胡宗南见面。胡指派李犹龙与他联系，经过几度研商，胡即派他为“反共求国军”第三纵队司令，并派他的女婿张某（西康源县人，三青团干事，时驻西昌作诸葛世槐的代表）为副司令。并发给他们迫击炮一门、机枪两挺及子弹等物。诸葛世槐于三月二十日前后口盐边，就以该县为据点，在金沙江岸活动。并曾给胡电报说曾与解放军激战，要求赶快接济械弹，胡即令其归顾傈裕联系，并受其指挥，但过了几天，便消息断绝了。 四、第四纵队：孙是西昌地区水田彝人，投靠土皇帝邓秀廷后，便作了邓的忠实走狗，帮离双间及屠杀各家彝胞，因而得到信任，成为邓的亲信骨干。邓秀廷死后，、本应由孙继任靖边司令，但邓的老婆却要她的儿子邓德亮去继承，因而邓、孙两家便成了仇人，并曾打过两次仗。后经蒋介石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调解，始派邓德亮为司令，孙为副司令，各掌握一个团的兵力，而由孙长驻西昌靖边司令部代行司令职务。因此，该部的实权操纵在孙手里，他实际上掌握有一个团另两个营，约共二千人。 胡宗南逃到西昌后，即指派李犹龙和王炳炎负责与孙联络。另外有个西康省府委员张汉英（西康德昌县人，曾任川军李家钰部旅长），与孙是好友；与李、玉等亦经常接触。三月中旬，经过李犹龙的拉拢，胡宗南即委孙为“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司令，张汉英为副司令参谋长。胡答应孙编两个正规团，供给晌械。正在开始筹备，西昌已解放。 五、第五纵队：三月中旬，四川雷、马、屏、峨专区行政督察专员陈某（名已忘，四川乐山县人，王陵基亲信）到西昌，胡派李犹龙与他联络，后来又派他兼任“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司令，要他在该地区发展一个师的兵力，饷械由胡供给。陈于三月下旬返雷波，四月中旬该区解放时，被解放军所活捉。 六、第六纵队：二月中旬，乐山县哥老会的大舵把子及“国大”代表周瑞麟，随川西第一游击指挥唐式遵逃到西昌，向胡宗南报告乐山解放前后的情况。胡指派李犹龙与周联系，后来害式遵被派为四川省主席，即派周为乐山专区行政督察专员。胡宗南亦加派周为“反共救国军”第六纵队司令，发给黄金一百两，步枪五十枝，机枪一挺，要他随唐回川，在乐山专区建立游击根据地， 周于三月二十五日随唐离开西昌，四月初行至越西县小山地区，唐被彝民配合解放军击毙，周则率残部数十人，逃人雷、马、屏、峨地区。 七、第七纵队：四川仁寿入伍道垣，系“军统”分子，青年党中委、“国大”代表，也是仁寿一带的哥老会大舵把子。他在二月中旬，也随唐式遵逃到西昌。唐任四川省主席后，即派伍为仁寿区行政督察专员，胡宗南变委他兼作“反共救国军”第七纵队司令，发给与周瑞麟同数的黄金与枪械，要他回去建立游击根据地。唐式遵被击毙时，伍则侥幸逃脱。 乙、整编和补充其他地方反动武装。 一、新编第二军：西康汉源县一带的哥老会老舵把子羊仁安，一向是该区吃彝人饭的反动统治者，在川、康两省都有点“名声”，经常在汉源地区可纠集一两千人枪，彝胞恨之人骨，却没奈伊何。胡宗南还在汉中时，就派他的亲信特务王炳炎到汉源去与羊仁安联络，胡逃成都后不久，即委羊为新编第二军军长，派王炳炎为副军长，并发了一些军饷。但羊接受了名义，却未编组成军。贺国光出任西康省主席后，即找他做省府委员。胡梦熊周旋，并向贺提出要求三点：（一）充分供应军粮；（二）设法帮助联络地方士绅和地方武装；（三）维持西昌金融和物价。贺均满口答应，只提出了一个反要求，要胡在“转进”时不要把他抛掉。因为他知道胡一向逃跑时，总是偷偷摸摸只顾自己，不理别人，贺既怕死，又有戒心，所以什么也不提，特别提出这一点。有了这个协议之后，双方即由罗列和王梦熊两人共同策划，着手采取各措施，企图加强地方政权。其经过情形如下： 各县县长，以选派忠实可信的当地人士充任为原则，由罗、王二人商选、政府委派。胡方暗中则以“国民革命同志会”骨干为选择标准，由李犹龙与“军统”西昌站站长谈荣章斟酌入选，借此实际掌握各县地方政权，盐源县的谈和晴、会理县的康问之、冕宁县的陈蕴山及汉源县的县长，都是这等角色。昭觉县的王隆映、盐边县的冷益坚，也是“国民革命同志会”人马。因这两县无本县人选，而他们与各该县有人事关系，因此也派了他们去控制。这批特务散到各县后，曾起过一定的反动作用。 罗列和王梦熊，本来还准备建立雅属、沪属、宁属三个专区，妄想在“赤区”建立什么秘密县政府，但全体方案尚未拟出来，他们即被解放军赶出西昌了。 贺国光与川康的军阀、官僚、大资本家、大土豪劣绅，差不多都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他任西昌警备司令之后，与西昌的地方士绅土豪袁品文、孙、张汉英、羊仁安等人，以及大资本家徐某（西昌人，经营各种工商业，很有资产）、大官僚徐获权（西昌人，曾任蒋政权驻美国领事）等，关系尤其密切。贺同徐某等在会理开办有磁窑厂，在西昌城关办有水电厂、面粉厂等等，互相勾结利用，搞到不少黄金。这些人怕失去依恃，都不想贺离开西昌。一九五①元旦，胡宗南搞他的“阅兵典礼”，那些人却向贺搞其“献蛋典礼”，由一个士绅送给贺国光一个双黄大鸭蛋，在蛋壳上隐约地现出青天白日旗和“国光”二字，硬说是鸭子生下来就有的，说贺是“党国元勋”，只有他才能保守西昌。贺很高兴，还拿来遍示宾客。这本来是弄神弄鬼搞出来的玩意，而彼此都要把他它当真，真是可怜亦复可笑。过了几个月，果然应了这个“蛋”字：那些混了几十年的混蛋，再也混不下去，一同滚蛋完蛋了。 贺的副司令王梦熊，与川康的军阀、官僚亦混得相当熟。他与贺二人，经常领一些地方士绅去见胡宗南，胡亦派罗列、周士冕、李犹龙、王炳炎、沈策等为代表，与他们周旋联络，借资拉拢。另外，在辛亥革命时期杀过赵尔丰的尹昌衡，在成都解放前夕，率全家逃到西康的汉源，寄住羊仁安家。一九五①年二月，又逃到西昌，由贺国光招待住下。贺把尹介绍给胡宗南，要胡利用他来号召某些人来进行反共活动。胡手下的李犹龙与尹是彭县的小同乡，在成都念书时就认识，当胡叫李去看尹时，尹要求胡把他及其妻女送往台湾，但胡认为尹的作用已经过时，又是一个瞎子，拖妻带女去到台湾，蒋介石一定置之不理，所以没有答应。到了胡宗南和贺国光逃出西昌前，贺即把他交给孙，再也不理了 另一方面，胡宗南在西昌期间，还派人分别勾结各少数民族的反动头目。一九五①年二月初旬，自称为西南边疆民族总代表的杨砥中（贵州遵义县土司，黑彝，“军统”分子“国大”代表），和“军统”的副处长黄逸公（安徽桐城县人，此人在“军统”的情况，在拙著“黑网录”中有较详细的叙述），携带电台逃抵西昌。杨要求胡宗南给他名义，说愿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帮他活动、胡指派李犹龙跟杨、黄二人联系商量，后来就在西昌城内王济民（越西人，白彝，“国大”代表）家中，成立了所谓“西南边政委员会”，派杨砒中为主任季员，岭光电、孙为副主任委员，岭邦政、王济民、羊仁安、李犹龙等二十多人为委员，黄逸公为秘书长。胡每月给该会五百至一千现洋做经费。杨砥中和黄逸公曾拟订过一个工作计划，由杨及岭光电、孙三人负责，联络大凉山、川南、西昌、沪定及云南、贵州境内各边疆民族中的反动头目，一律聘为“边政委员会”委员，并准备在西昌召开扩大委员会议。自此，他们便纷纷写信出去联络，但尚未成事，西昌即已解放。 三月中旬，杨砥中、黄逸公和李犹龙三人，还商量组织“边疆工作队”，准备以岭光电、杨砥中所掌握的一些彝族青年为基础，成立两队，一队派往云南作瓦族地区活动，一队派往彝区活动。此项计划经胡宗南批准，并发了部分经费，派往佧瓦族地区的一队也已组成，但尚未动身，西昌已解放了。 三月初，罗列、赵龙文、李犹龙三人一起商量，说必要时可逃往西藏，但若要逃往西藏，必须经过木里三大寺地区，应先派人去了解情况，进行联络。经胡宗南同意后，乃由谈荣章介绍“军统”特务汤某（湖南人，时任西昌警备司令部政工处专员，曾在西藏活动过）为“木里三大寺宣慰使”，带了两个助手和电台，并携有哈达等礼品，一同前往。搞了一阵，并未见有什么显著的“成绩”。 由上所述，可见，胡宗南到西昌后，反动的魔爪是拼命伸展的。 第廿二回 关山难越　唐式遵一命鸣呼 欺骗属僚　胡宗南深夜偷走 唐式遵是在他当上了已经无省的“四川省主席”后，离开西昌走马“上任”时丢掉性命的，可说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插曲。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蒋介石由重庆逃抵成都时，即派唐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省第一路游击指挥”，叫他协助胡宗南“死守成都”。但胡认为唐在四川无实力，起不了多大号召作用，对他并不重视，仅指派李犹龙、林树恩、王元晖三人与他联系。 成都解放后，唐式遵辗转逃到西康汉源县羊仁安处。一九五①年一月底，他听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已经被捉的消息，官瘾大发，即刻和羊仁安前往西昌活动，要当四川省主席。曾托贺国光向胡宗南提过，胡只答应考虑，但久未兑现。 二月二十日左右，胡宗南请唐式遵、羊仁安及随唐、羊同到西昌的罗八千岁（名已忘，汉源人，哥老会大舵把子）、周瑞麟、伍道垣等七八人，在邛海新村吃春酒，并约贺国光、赵龙方、李犹龙等作陪。 春酒酿春昏，因此各人均大讲其昏话。首先是胡宗南，讲了一番“党国垂危，大家要同心协力固守西昌”一类的话。接着唐式遵说：“四川老同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都背叛了党国，投降了共产党；王陵基已被共产党捉去；杨森、孙震等人，也已逃往台湾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大陆上为党国奔走。我到西昌后，有人劝我逃台湾，我是不逃的。我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又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兼第一路游击指挥，党国今天危险到这样的地步，我若逃往台湾，不但对不起党国，连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我是四川人，死也要死在四川故土。我坚决要回四川号召革命同志和地方有志之士，与共产党周旋到底。” 唐空喊了一顿之后，贺国光接着来凑趣。他说：“我今天听到式遵兄的讲话，真使我感慨万端！老友四散凋零，党国危迫眉睫，像式遵兄这样肝胆忠贞的，尚有几人？中央还不给以适当的权位，以施展其忠勇才能，真令人痛心……”戏演到这里，他索性加一把劲，大哭起来，弄得“声情并茂”。 这一来，确也使在座的人，或者是发生了兔死狐悲之痛，或者是觉得有助兴的必要，因此都作出悲侧之容，默然不语。其时，坐在贺国光左侧的罗八千岁的孙女儿，即取出手帕交与贺抹其眼泪鼻涕。 这样就静了场。有些人心想：戏已演开了，且看胡宗南这个主角怎样接唱下去。 大概过了两分钟左右，胡宗南才站起来，用颤抖而乏力的声音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今天正是革命党人向党国效忠、对共产党坚决斗争的时候。象唐先生和贺先生两位这样效忠党国，我想总裁是一定要倚重的。我想建议总裁派唐先生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以便为党国效劳，不知唐先生的意下如何？” 贺国光感到正中下怀，立刻站起来说：“这是胡副长官的适当措施，时机迫切，事不宜缓。” 由贺这么一催迫，胡也立即采取一个“事不宜缓”的措施。 胡宗南即刻吩咐李犹龙当场似一电槁，保派唐式遵为四川省主席，并当众念了一遍，然后叫人拿去拍发。三四天后，蒋介石复电照准，胡又叫李犹龙抄了两份，亲送给唐式遵和贺国光。李半玩笑地问胡：“那天贺国光哭得怎样？”胡说：“他是为唐式遵哭的。”李又问：“我不擅于拟电稿，那天赵龙文在场，为什么不叫他拟，偏要我当场出丑呢？”胡说：“你是四川人，经常与他们联络，在这些场合里，你帮我多做些事，对你的联络工作是有好处的。”原来在这类事情上，胡也安上了心计。 以当时的情况而论，胡、唐、贺三个“演员”，还是以贺国光演得比较出色。当胡说了开场白之后，庸式遵倚老卖老；本来就要发作，给胡以难堪。贺国光觉察到这种情形，赶快给唐示意，唐才灵机一动，以悲剧手法表演，先由假哭而至真哭，结果才如此“动人”。胡宗南其时已觉察到唐、贺二人正在合起来对付他，因此赶快争取主动，把牌打出去，直问唐：“意下如何？”贺国光怕胡故伎重施，当场说了，事后又不算数，且唐亦很难自己开口，说一定要当省主席，所以他立即帮上一把，即捧了胡的建议为“适当措施”，跟上又迫出“事不宜缓”一句，要胡宗南确实摊牌。戏剧虽短，暗中是勾心斗角的。 在台湾行政院通知胡宗南已通过特任唐式遵为“四川省主席”的第二天，胡约了李犹龙同去向唐道贺，并当面叫唐安排省政府的人事，自报台湾委派，同时请他拟一个川政工作计划。 三月二十五日晨，唐即率同伍道垣、周瑞麟等人，并带有机枪两挺，步枪三四百枝，同羊仁安、罗八千岁等一路开西昌，企图经越西县的沪沽镇、甘相营，由大树堡偷渡大渡河，回到川南地区活动。 当唐式遵等人离开西昌时，西昌的空气已经相当紧张。在唐等离开的前一天，胡宗南打电话到城里去，约罗列、赵龙文、李犹龙等到邛海新村吃早点。罗等到达时，见胡宗南一个人正在会客室里愁眉苦脸地走来走去。各人刚坐下，胡即问罗：“清况怎样？” 罗说：“昨晚收到两个紧急而严重的电报：一个是会理顾葆裕的，他说共军已从金沙江渡河，正进攻会理，他打算向滇西方向转进。一个是胡长青从大树堡来的电报，他说共军已占领汉源，他的部队已退过大渡河，据守大树堡。” 大树堡在北，会理在南，两者离西昌直线距离都差不多，这两个电报同时到达，也就是南北两路的情势都很紧了。胡宗南一面听罗列汇报情况，一面右手托着脸，左手插在胸前军服里，故作镇静，但脸色惨白，显示了十分的不安。他要罗列复电顾葆裕，必须坚守会理一天一夜。同时又问第一师师长朱光祖此时在哪个位置上，并吩咐说：“急电朱光祖撤出宁南战场，立刻在会理到德昌之间构筑工事坚守。” 罗列当场拟好两个电报，给胡批准后交与胡的副官张正达译发。 胡又问罗：“由大树堡到西昌，最快要走几天？” 罗说：“象共产党那样的行军，只要三天；平时要五大。” 胡指示说：“急电胡长青坚守几天，必要他可以退到越西县城。” 之后，几个人一边吃早点，一边继续谈。罗列说：“这一情况应急报台湾，并请示总裁是否可以脱离西昌。” 胡宗南说：“情况应急报台湾，但不必请示总裁离西昌，我们守西昌的任务只有四天了。”——胡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到西昌，蒋介石要他坚守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这时候已到了一九五①年三月底，胡认为已经可以报销不误了。 赵龙文对胡说：“情况是紧急的，长官是否可以先去，海口，二十八日再去台湾？” 胡宗南说：“你们不要提我先离西昌的话，我们现在来好好的研究研究紧急措施的办法。” 李犹龙提议说：“北路情况一两天还不要紧，南路严重，共军一天便可以攻到西昌，不如要龙文兄今天飞台湾先报告情况，我们立即作撤离西昌的准备。” 赵龙文不同意，说他要随胡宗南一起再走。 胡宗南说：“我们把西昌的部队集中起来，还有四五千人，用来坚守德昌（距西昌四十华里）两三天总可以。”他的企图是再守四天，好完成守西昌三个月的任务。 罗列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西昌兵力一空，彝人就会吃掉我们。”他的意思是要保全性命，所以认为不应把西昌的一点兵力也调出去。 胡听了厉声发急说：“那么，怎么办呢？”胡的老毛病是，一发急就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所以这时又走开了。众人面面相觑，都想不出两全之法。 后来赵龙文说：“在这种情况下，西昌是决定不能守了，只有准备逃，免被共产党活捉。” 赵龙文主张逃，别的人也主张逃，李犹龙接着说：“现在逃还来得及，有两个办法：一是由空运逃往海口或河内，那就是快准备飞机，分批运走；二是走陆路突围，那还是我们前次研究的逃西藏或逃滇西，才是生路。有人主张逃川南雷马屏峨地区，那是绝路，凭我们这点兵力，恐怕走不过大小凉山，就被彝人吃掉。”因唐式遵等曾鼓动胡宗南逃往川南，所以李犹龙有此语。李又说：“如果逃西藏，必须经过木里三大寺，我们已派有人在那里联络，我想没有问题。去木里有两条路，一是经德昌到盐源去木里，我们到了盐源，即可酌情决定或走西藏，或去滇西。这条路是捷径，住的汉人多，彝人少，行动便利，且盐源县长谈和晴和自卫大队长张某都是国民革命同志会会员，我们鼓动他们一同走，他们可以给我们带路。但是要争取时间，德昌一失，这条路就不能走了。第二条路是经沪沽镇和冕宁具到沪定，或者直插木里，这条路，路远山多，都是彝区，到沪定才是藏区，这是条险路，万不得已时才走这条路。” 胡宗南和罗列听了之后，都在军用地图面前查看李犹龙所说的路径，最后胡宗南决定：要朱光祖想尽一切办法，在德昌县前面坚守三天，大家积极准备行动，走德昌、盐源这条路。但对外则要扬言走川南，以免被对方所知道，把去路截断。 罗列说：“我们要秘密通知贺国光作准备。” 胡宗南说：“让赵龙文同贺国光他们在我们行动之前，飞台湾向总裁报告情况，我决定同你们一起行动。”罗列等人到上午八点多钟离开邛海新村，回到西昌城里，见街上已有些店户关上了门，有些人已在搬家，人心惶惶，好像战事将临的样于、他们在汽车上睹此情形，罗列说：“老百姓的消息比我们还灵通。”赵龙文说：“共产党早把消息送进西昌城里了。” 第二天，唐式遵等人去了之后，西昌县政府也强迫老百姓要马、要滑竿、要夫子，闹得满城风雨，情形更混乱了。 李犹龙和周士冕，都熟知胡宗南到了紧急的时候，是会抛下任何人秘密走掉的，因此，周就搬到城隍庙，住在罗列办公室对门的一个房间；李犹龙则收拾好一切，整天不离开罗列办公室。以便罗列一有什么动静，他们也跟着行动。 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北路的胡长青拍来急电说：“共军已强渡大渡河，占了大树堡，故率部退到平坝镇。”朱光祖也拍来急电说：“共军有从德昌南面迂回攻德昌模样”。 罗列等人都认为朱光祖所报的情况很重要，就赶去报告胡宗南。胡惊慌他说：“共匪真要截断我们的去路吗？”当场怔了一两分钟，才说：“急电朱光祖坚守德昌，可不可以？” 罗列说：“朱光祖现在守的是下面，不敢调动，我想另调第一师的一个营，急行军赶守德昌，四十华里，五小时定可赶到，要这一营人坚守一大一夜，我们突围出西昌后，即作为后卫部队。”胡同意后，罗列即回办公室下命令。李犹龙和周士冕则仍留下来，与胡谈逃出西昌的时间问题。 但李犹龙和周士冕同胡宗南谈来谈去，胡总不确定离开西昌的时间。李、周两人认为，胡之所以如此，有两种用意：一是考虑能否在西昌赖到二十八日或二十六日，勉强向蒋介石交了“固守西昌三个月”的卷；二是考虑真的走德昌一路，究竟能否突围。 罗列下完了命令，又迅速回到胡的办公室，共商逃跑时间问题，各人都认为己到了关键性时刻，迟了就逃不出去。但是胡宗南只是绕室徘徊，走来走去，默不作声。最后，因为大家都缠着这个问题，胡就不耐烦他说：“你们把行装、给养、交通工具都准备好，等我把动身的时间考虑好了，就告诉你们。” 当天晚上，胡的亲信人员都很焦的，也很紧张、大家都觉得身在牢笼，未必飞得出去了。李犹龙和周士冕更妙，两人和衣睡在一床，尽在忧心忡忡，等候胡宗南的逃离西昌的命令，整夜不能合眼。而对面房间的罗列，时而打电话，时而找人，时而口头下命令，时进时出，也弄得个终夜不宁。 第二天（二十六）早上五点钟，李犹龙和周士冕撑起失眠的倦眼，走到罗列办公室去询问情况。罗列说：“胡先生已决定二十七日凌晨二时离开西昌，让赵龙文、蔡紫、与贺国光、王梦熊、谈荣章等于今天晚上飞台湾，要我们同他一道从沪沽经沪定逃西藏。” 李、周又问南北两路的情形。罗说：“北路胡长青正由平坝向越西县城转进，南路顾葆裕部已失联络，可能往滇西跑了。朱光祖只剩了一营多人，向德昌转进，昨天晚上九时赶到德昌的一营人，正即赶修工事。据报共军距德昌还有二十多里，已令朱光祖在德昌坚守到明晨四时，再向沪沽转进。并已令西南十训团与今晨离开西昌，先去沪沽。” 上午九时，胡宗南由邛海新村来到城隍庙，神情颓丧，一进门，便到罗列办公室查问战况。接着便找李犹龙和周士冕到办公室去，间他们知不知道逃离西昌的时间。接着又要李犹龙多带些男女青年，在路上才不会寂寞。大概这时候他又想到苦中作乐的重要，所以对于男女青年忽发奇兴。 李犹龙说：“离开西昌的时间，罗参谋长已经告诉我们。西南训练团有学生几十人跟我们走，路上不会寂寞。” 接着，李和周士冕为了表示为主的忠心，乃一同劝胡宗南应该坐飞机离开西昌，不应该走陆路冒险。这“忠心”也包含着私心，因为他们二人在内心上都想跟着胡宗南坐飞机逃生，以为如果胡决定坐飞机，他们也就有随着坐飞机的希望，那么，就可免除生命危险了。 但胡宗南说：“我刚才奉到总裁的命令，要我亲率部队向滇西转进，与李弥部会合，必要时才去西藏，我怎能坐飞机跑呢。” 他们离开胡后，即回到罗列的办公室，准备在路上吃的东西，见到胡的表侄、副官处长蒋竹三，正在为胡收拾滑竿和乘马，他们便认为胡宗南一定是带着他们一同跑，因此放了心。李还打算到徐获权家中去弄一些腊肉，好在路上吃。但周士冕叫他不要离开诚隍庙，说：“军事情况，瞬息万变，胡宗南的话你不要信以为真，他是经常找别人作替死鬼的。” 胡宗南中午离开城隍庙回到邛海新村，下午即不再到城隍庙办公，到了晚上八点钟左右，罗列和赵龙文很慌张地同车去邛海新村，临走时，对李犹龙和周士冕说：“龙文要去台湾，我陪他去请示，立刻就回，你们不要离开。” 两小时后，罗、赵二人回到城隍庙，对李：周说：“请况很紧急，共军正绕过德昌，正向飞机场方向进迫，已派了一个营到飞机场作作战准备。”西昌飞机场在西昌东郊三十五华里，距邛海新村三十华里；距德昌四十华里左右。情势确实已经极度紧张了！罗列随即下令各单位准备行动，候令出发。同时，赵龙文和蔡綮乘车去飞机场，蒋竹三带了两个副官去邛海新村，罗列为周士冕、沈策、王炳炎及李犹龙四人准备了一部汽车，又吩咐裴世予、戴涛准备同他坐一部汽车，俟必要时由飞机场旁边冲过，一同到沪洁滇去（由西昌到沪沽必须经过飞机场）。因此，大家都在罗列的办公室，静候胡宗南下令出发。 不久之后，即听到一阵飞机声发自夜空，周士冕、王炳炎、李犹龙等人，都正在说赵龙文和蔡紫他们起飞了。罗列便拿起电话，问飞机场的情况，人人只听他说一声：“怎么？他飞走子，他妈的！”就把电话耳机摔下。 别的人急问：“怎样？” 罗列说：“胡宗南走了，他妈的！” 李犹龙一看表：十一时十分。——一九五①年三月二十六日晚上，离胡宗南到西昌之日，是三个月差两天。 众人顿时默无一言，面色如土！胡宗南刚说过是要带着他们向滇西转进的，现在却丢下他们，坐飞机逃命去也矣。 周士冕便骂道：“胡宗南一贯只顾自己，不管旁人的死活！”胡要周士冕随他从海口折返西昌时，就对李犹龙埋怨过，说胡临死还要拖他去垫背，这一回胡未死，而他倒垫定了，所以恨声立出于口。 但李犹龙却是一语不发，他把前后的情景联系起来想，总怀疑罗列和赵龙文在这中间有鬼把戏。 第廿三回 聊以送终　罗列率残余北走 四山枪响　蒋军终被歼彝区 李的怀疑也并没有怀疑错，当他后来和罗列一道化了装向四川逃跑的时候，曾经问罗：“胡宗南突然飞走，你事前究竟知不知道？” 罗说：“这是赵龙文搞的鬼。他说他要飞台湾了，要我同他一起去请示胡宗南。当时情况是万分紧急的，一失时机，胡宗南马上就会变成俘虏，我把情况向胡汇报后，赵龙文即力劝胡宗南同贺国光一起飞海口，我也帮腔、胡说他就是死也再不能违背总裁的命令，让党纪国法来制裁他。最后赵龙文向胡说，不要蹈项羽垓下被困的覆辙。胡就说这一摊子怎么办？我是他的参谋长，在这紧急关头，只好咬住牙关说交给我好了。胡宗南和赵龙文均立刻与我紧紧握手，并要我同你想尽各种办法，从西藏或滇西逃到印度或缅甸，他再想办法来接我们。当时，赵龙文立即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电报稿交给胡，胡看了后批了交给我，这是用胡宗南的名义报告总裁的电稿，内容是先报告情况紧急，次即说明固守西昌三个月的任务己完成，于三月二十七日晨二时飞离西昌，到海口转台湾面呈一切。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及所属部队交我率领，向滇西转进，与李弥会合后，再定行动方向。后面填的发电时刻是三月二十七日晨一时。胡还叫我到了最后再发出，不要发得过早了。从这些情况看，可见是赵龙文摘的鬼，可能是胡、赵二人事前串谋好的鬼把戏。” 胡宗南飞逃后三十分钟，即三月二十六日晚上十一时四十分，罗列即下令各单位从西昌向沪沽镇出发。 这个溃逃的队伍，由胡宗南卫士营的一个排在前头作尖兵，其余则负责护卫“长官公署”的电台、文卷、金银和行李驮子，第一师的一个营则担任后卫。凡跟着逃走的人员，不管属于任何单位的，都走在队伍中间。包括卫士连、第一师作后卫的一营。守飞机场的一个营在内，估计有人枪八百多。跟着逃的人，包括“长官公署”人员五十多人，西南干训团员二百多人，由四川逃往西昌准备坐飞机去台湾而去不成的各方面的人，大概有三百多人，所以文武男女人等，共有一千二百人左右。 队伍开动后，李犹龙通知跟随他的几个“国民革命同志会”骨干分子邓承修，张序彝、李雪松、徐昭杰（女，河南人，“军统”西昌站译电员），张光钰（女，西昌人，中学生）等牵着一匹马，驮着行李，在队伍中间行动。他自己则和周士冕、王炳炎、沈策和沈策在西昌找到的一个女人，共坐一辆小而破的敞蓬车，夹在队伍中部，老爷们坐老爷车，也走得十分“老爷”。那些步行的人都争先恐后，想早些走过飞机场怕落到后面会被解放军截住，秩序极乱。 罗列与裴世予、戴涛等又另坐一车，就这样逃了。 他们的汽车驶过了飞机场之后，再走十多里，已经没有公路，都只好狼狈而下，舍车续行。这已是深夜一点以后，在机场附近已听到枪声，据报解放军已由德昌攻到机场，守机场的胡军，己与解放军接火。其余后边的人还未过完，乃以急行军步伐争跑。在差不多大亮时，逃到沪沾镇。 泸沾是越西县的一个较大的乡镇，距冕宁县很近，距西昌城说是六十华里，实在有七八十里。这是邓德亮的父亲邓秀廷开始镇压彝人的地方，因此邓家在这里建有一个类似土司的衙门，当时，邓字凯的彝兵团的团部就驻在这里。 罗列等人一到沪沽镇，邓德亮和他的母亲所谓“邓老太太”，就请他们在邓家住下。由于沈策和戴涛与邓家槁得很熟，就由他们二人与邓家交涉，主要是解决粮秣问题。邓家开了粮仓，解决了这一千多人的一大给养，并设宴招待罗列等几个惊弓之鸟。罗列等为了买取对方的好感，决定送给邓家迫击炮两门，重机枪四挺。 二十六日上午，罗等再与邓母子商量，要他们派一部分队伍送他们走，或者索性一同逃向木里三大寺，再转逃西藏，然后从印度再逃台湾。罗列并向邓家母于保证说他们逃台后，一切由他负责。邓家母于表示同意，并说邓秀廷在世时，与木里三大寺的喇嘛和李门公关系很密切，一同过三大寺，不成问题。但是邓字凯不愿同逃，只答应派一部分彝兵送他们同往木里。 由于邓德亮母子两人答应一同走，罗列等人已比较放心，认为就算在公路下遭到解放军的截击，也可以走彝区再窜木里。邓家母于为了安置家庭，要求罗列他们在沪沾镇停留一天再走，罗等决定同意，并趁这一天了解一下各方面的情况。于是，就停了下来。当天下午，收到了朱光祖的电报，报告军情。 朱光祖的电报说，解放军已进入德昌县城，由德昌到泸沽的交通己被截断，他自己已率领部属向昭觉转进。同时，由机场撤退的一营人也来了报告，说解放军攻下机场后，并未向他们穷追，而于二十七日早晨五时左右进入了西昌城。 二十八日凌晨二时，他们又接到胡长青的电报说：解放军攻进越西城后，即分兵沿公路进攻冕宁县，他自己率领一千多人正退往小山，因小山无险可守，决守登相营。 既有了上述情况，罗列等人认为如果不立刻离开沪洁镇，即有被包围活捉的可能，乃决定立即向木里奔逃，赶在解放军攻入冕宁之前冲过冕宁。 当他们正在集合的时候，邓字凯来报告：解放军已攻人冕宁县城，把通木里的路截断。两旁山路亦被解放军封锁，不能行走，他亦不能派兵相送了。 这样一来，罗列即下令停止前进，而与邓氏母子重商逃窜办法。李犹龙主张仍走冕宁南面的一条彝区小山路，逃往木里。但邓氏母子说：这条路危险性太大，很有可能被彝人消灭，不如逃到甘相营，再想办法。罗列同意这主张，还说：“我们到甘相营后，可以通过大小凉山彝区，再到川南雷马屏峨地区，作游击活动，在该区建立飞机场，与台湾联系，必要时可以乘飞机去台湾。”于是，就决定了逃往甘相营。 由沪沽镇去甘相营，要经过冕山，说是八十华里，实有九十华里的山路，他们整整走了一天，于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左右，才到了甘相营。 邓家在这里修建了一个最大的、用来镇压彝民的山寨，地位在一个石山的山腰，坐北向南，作长方形，周围有十多里，都有用石条砌成的三丈多高的围墙，四面都有碉堡，是一座可容万人的营寨。邓氏母子还夸口说，即使住上两三千人，寨上所存的粮食，也足供半年以上之用。可见邓家平日剥削之严重！他们还说：以前邓秀廷和彝人打仗时，经常被彝兵围困，才修了这座大寨。邓秀廷当年也在这里审讯和拷打反抗邓家的彝胞，杀过不少人，所以这个大寨，也是一座活地狱。罗列等人到达后，邓家只允许他们少数人住在寨内，别的人只可在寨外驻足。 二十八日下午八时左右，胡长青带了残部一千人不到，从登相营经冕山镇逃到甘相营，据他说，解放军紧追在他的部队后，由冕山向沪沽镇去了，没有追到甘相营来。 罗列为怕解放军从冕宁、冕山两路进攻甘相营，即派第一师的一个营前往距甘相营十华里的一个山口下布置防御。这时候，由邓家传来消息说，邓字凯已在沪沽镇宣布起义，解放军已在沪沽镇会师，续向西昌县城前进。 唐式遵和羊仁安等人，其时也在甘相营，他们与罗列等人相见后，说他们决定在二十九日早上，离甘相营，走彝区小路朝汉源县方向前进，到了汉源再看情况，或者再去邛崃地区，或去雷马屏峨地区。根据这些情况，罗列即在寨外胡长青处住，并召开紧急会议。 参加紧急会议的，有沈策、周士冕、戴涛、胡长青、裴世予、王炳炎和李犹龙；会上决定：（一）托邓家找几个彝区头人带路，通过大小凉山，逃往雷马屏峨地区后，再看情况活动。（二）部队及随逃人员全部轻装，所带的三驮黄金、五驮银元，由各人分散背带。（三）临时所需的给养粮食，请邓家代购，并托邓家购买大米、黄豆炒成干粮，分给各人，要足够两周之用。（四）为了迷惑解放军并便于活动，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名义，派羊仁安为“反共救国军”第一路总指挥，王炳炎为副总指挥；派胡长青为“反共救国军”第二路总指挥，李玉光兼副总指挥；派刘孟濂为“反共救国军”第三路总指挥，岭光电兼副总指挥。羊、王、胡、李的派令均当面交与，但刘、岭均在昭觉，电台亦未联络上，派令待送。（五）为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以便相机行动，除托邓家派人进行情报活动外，要驻在甘相营的部队亦加紧情报活动。 紧急会议开罢，罗列即带沈、周、戴等人到山寨内找邓家母子，提出上述有关要求，他们不但满口答应，且表示愿意随军同逃，同时也开仓搬粮，并指定“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政工室主任胡某（重庆市北碚镇人，“中统”分子）负责搜集情报，由李犹龙与其联络。 二十九日早上，胡长青、王炳炎、羊仁安等人，即随唐式遵离开甘相营，向小山方面出发。 事前，羊仁安吹牛说，越西县甘相营以北和汉源地区的彝人都怕他，都听他指挥，走这条路绝对安全。岂料走到小山地区，即被彝民配合解放军把他们围住。羊仁安曾几次写信、拿片子派人与平时听他指挥的彝兵头脑交涉放行，但得到的回答都是“要活捉羊仁安”羊仁安气得猛叫“反了！反了！”最后只得坐在山头上，等待着最后的命运。 其余的人，在被包围的情况下，打了半个晚上，唐式遵和罗八千岁均被打死，胡长青自杀，羊仁安及他的副军长王炳炎均被俘，周瑞磷带了几十个人，从大小凉山的一条小路往川南逃去，伍道垣和李玉光化了装，躲藏在放羊的棚子里，三天之后逃了出来。 在唐式遵等人离开甘相营那天，早上五点钟左右，在甘相营后山上，即发现有劝蒋军官兵放下武器的叫喊声，罗列即派了一班人到山上去搜索，但毫无所获。同时，邓德亮的一个侄于，也率了他的一个连上了山。据邓德亮母亲说：“这是哗变的队伍，正派人去追赶”。这时山上已有枪声。 在这种情况下，罗列等人认为情势已极紧急，即加紧准备干粮，忙到下午五时左右，才弄到够一周之用的炒米。 下午七时，罗列即接到解放军从冕山镇向甘相营进攻的情报，且说前哨已经接火，距甘相营只有十多里，即找邓家母于商量逃窜办法。 邓德亮的母亲说：对面山上距甘相营四十多华里处，他们还有两个寨于，一是石寨子，一是土寨子，都很坚固，而且储有够千多人吃用三个月的粮食。其中的石寨于在山顶上，邓秀廷曾留守在那里，受彝人围攻了三个月，都没有攻破。她劝罗列等人先退到那里去，再想办法。 邓德亮母亲提出意见后罗列等人觉得除此也无别计，只好依她的办法。李犹龙和罗列商量，让其他的人和第一师的两个营分驻在两个寨子——即石寨子和土寨子，他们则带着卫士连住在寨子外边，以便必要时率队轻装逃走。罗列很同意，立刻下命令叫西南干训团官兵员生及随逃人员，跟周士冕带第一师一个营向石寨子出发；叫“西南长官公署”人员及牲口驮子，跟戴涛、裴世予，带第一师的另一个营向土寨子出发。罗列、沈策、李犹龙则带着卫士连和邓氏母子出发。 他们在三月二十九日晚上九时，才全部离开了甘相营。刚过了一条小河，到了甘相营对面约十华里的山坡上，解放军正攻到了甘相营。解放军进入邓家的山寨后，并没有继续追赶。因此，当晚罗列等人便在山上露宿了一宵。第二天早上才继续向土寨子出发。大概是上午十时到达目地，住在寨子西南五里的一个村子里。 这时候，他们知道了邓家没有让周士冕所率领的人住进石寨子，而只让戴涛、裴世予和所带的金银驮子住进土寨子。罗列等人认为邓家对他们采取的只是应付手段，乃急派沈策往土寨子找邓氏母于商量。邓家的人说：正在找“头人”，再住一天一夜就可办到，明天晚上准能。但当晚十时左右，罗列等人的住处即遭遇到彝人的袭击。他们紧张了，又要沈策去找邓德亮出来调解，纠纷才告停息。 三十一日，罗列等人整天作逃窜的准备。但是在彝区里，没有“头人”带路，是难于走动的，怎么办呢？ 正在无计可施的困境中，忽得报告，三面都被解放军包围了！只有大小凉山这条路还可通。因此罗列、沈策、李犹龙等三人决定：不管有无“头人”带路，于当晚九时左右，都向大小凉山出发。由沈策先到邓家商量，若他们愿意同逃更好，否则只好单独行动。 沈策去土寨之后，久而未返，一直等到下午六时左右，罗列和李犹龙已不能忍耐，因此也一起到土寨于去。 邓家那个土寨子，筑在山凹间，坐西向东，后面和两侧都是高山，寨子距山脚约有一里多路。山凹是半坡地，有几百亩宽，半是稻田，邓家的土寨子就占了一百多亩。 w w w . q i s h u 9 9 . c o m寨子是用土筑的围墙，有两道宽约两丈；深一丈多的壕沟，上面是吊桥，晚上把吊桥收起来，就很难人寨，寨的周围筑有碉堡，碉堡下有岗，一般老百姓是不容易进寨的。 当罗列和李犹龙进寨时，天色已晚，邓氏母子和他们二人在外院见面。邓德亮的母亲说：她指挥不动彝人了，找不到“头人”；没有“头人”，走大小凉山这条路，是很危险的，不如往北逃向小山地区，经汉源、邛崃到草地再逃西藏。她并且表示：“我年纪大了，行动有困难，决不走了，让德亮同你们逃吧。” 这时戴涛和裴世予也都愿住在邓家，不愿再逃了。李犹龙和罗列商量，罗说：“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活捉。”即下令把队伍集合在土寨子当门的小川里，简单他讲了几句话，即向小山地区出发。邓德亮也坐在滑竿上，随他们而去。 当他们快要走出山口时，对面及小川的两边山上，都开枪了！ 罗列下令边作战边前进，对峙了十多分钟，伤亡了几个人，哪里逃得出去！ 罗列又下令折转来，一起上山，向大小凉山方面逃。可是行不到五里，彝人已从四面截击过来，罗列率领卫士连冲上一个山坡，企图挣扎，但博来的是严重的伤亡，迫得下令停火，自己则乘黑躲到树林里去。第二天早上彝人把他搜出来，用石头打他，他就滚下山沟，伺机逃脱。 当天晚上躲在山岩里的李犹龙，到第二大早上也逃不过彝人的搜索，也被石头打了，也滚下了山沟，趁机往外逃。 至于沈策、周士冕等人，在战事发生时即己冲散。总之，或被俘，或逃散，胡宗南那点最后的本钱，在一九五①年三月底，在甘相营附近被完全粉碎于！蒋介石的西昌幻梦，也被完全粉碎了！ 第廿四回 凡事学蒋　黄陆浙一用干部 一味反共　抗战愈糟宫愈高 胡东南虽躲过了西昌的炮弹，但逃返台湾之后，却挨了一阵“炮弹”。陈诚等人怕他在台湾争地盘，便暗中指使了一群“监察委员”，提出一个所谓“弹劾案”，历数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打落水狗似的把他打了一番。 在“弹劾案”案中，那些人大喊特喊道：“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陕甘，荐至专驻，地位不为不高；界以防共戡乱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界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毅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要；平时养兵四十五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器占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而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国防部、财政部、粮食部，田粮处皆有账可查）；三十七年冬春两度征调，西安省垣，挖掘三五丈深宽之壕沟一百六十里，沿壕一带炮垒相望，即其司令部四周，莫不修筑工事，用民不为不劳（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退出西安时，民工尚在机场周围工作）；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将近二十年莅事不为不久……”若果不以人废言，他们这一大段说胡宗南的话，都是事实；而且文章也作得铿锵可读，足供欣赏。 那些“监察委员”于数落子胡宗南一番之后，还引经据典一番，说：“荆吴之争，子囊以众寡不敌，全师而遁，恐人效尤，自请伏剑，楚君从之，以成其义。”意思是：胡宗南既已“丧师失地”，那就应该自杀。这类事情，不过是湾官场中，因派系利害之争而演成的滑稽戏。原因是，胡宗南在蒋面前一向特别得宠，有些人便怕他逃到台湾之后，会夺去他们的地盘，是以给他先来一顿棍棒，造成所谓“社会公论”和压力，作为抵挡手段罢了。 无论从哪方面看，胡宗南在蒋介石将领中，都带有代表性。在向蒋介石学步方面，胡宗南更具有典型性。所以，在结束本书之前，不妨再谈谈这个人的种种情形。 抗战末期，在蒋介石的军事官员中，流行着“陈胡汤”之语。陈者，指陈诚；胡者，指胡宗南；汤者，指汤恩伯。盖经过八年抗战，蒋介石在军队中，已将非嫡系部队消灭渐尽，主要只留下了这三大系统的部队。别的方面，即使还保留着一部分力量，但蒋也想借所谓“整编”之名，而加以并吞，以致引起了若干残存的地方势力的反感，是故“陈胡汤”一语。意含讥刺，且带着悻悻与不平。 蒋视此“陈胡汤”为保身救命之汤。而在这三味补药之中，胡宗南这一味，又特别为蒋介石所珍爱。因为胡既是黄埔出身，在抗战期间，又一味注意于反共，悉力包围陕甘宁边区，视共产党尤甚于日寇。胡也惜此而保存实力，扩充实力。为蒋家天下作长远之谋，君臣之间，特别相得。原因胡宗南与特务头子戴笠勾结得极为紧密，外则重藩，内由阉卫，互相沟通入彼此支持，更使胡宗南在蒋介石集团中，宠固权专，为陈诚、汤恩伯所不及。 在解放战争中，陈、汤部队之被完全消灭，也在胡宗南部队之前。等到胡部全归瓦解之时，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权，亦已到了最后结束之日。就这一点来看，又可以说蒋存则胡存，胡亡亦蒋亡，关系也特别密切。从胡宗南在黄埔第一期毕业后，即编人教导第一团充见习官，东征之役，才得任重机枪班班长，北伐军兴，即次第以营长、团长升为师长。抗战发生后，实在没有打过多少仗，却又被蒋介石升为十六军团军团长。他在河南吃了败仗之后即退到陕西去，蒋又令他扩编军队，成立三十四集团军，由胡当总司令。数年之间，又将军队再扩为三十六、三十八两个集团军，。而他也由集团军司令晋升为战区司令长官。除陕西一省之外，并将实力伸展到河南、甘肃和新疆，在整个西北的蒋统区中，不但手握兵权，而且控制省政，乃有“西北王”之称。就这样，胡宗南以抗战为名，反共为实，在蒋集团中，成为发展最快的一个，也成为蒋介石最宠信的一个。蒋介石甚至把“二太子”也放到他的麾下去。使不少人望之眼红，羡之为“异数”之臣。 这个“异数”之臣，不但一切惟蒋之命是从，在生活表现上，也处处以蒋为模仿对象，蒋爱装模作样，他也爱装模作样。甚至蒋喜欢其部下称之为“先生”，他也一样喜欢其部下称之为“先生”，于是南京有“蒋先生”，西安也有“胡先生”，被称者恬然自安，称之者亦恬不为怪。有其“校长”，亦有其“学生”，胡宗南这个“学生”，学蒋介石竟学到十足。 蒋介石流氓出身，却随时随地要作伪君子。胡宗南也有这种德性，在蒋系军人中，时时要显得与众不同。甚至在结婚问题上，也要吹一番“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尽管在私生活上暗里胡来，发现之后拒见生身之父，但表面上却装得象个正人君子。 胡宗南的原籍，是浙江镇海，于三岁时随其父叔迁居浙西孝丰之鹤鹿溪，所以人黄埔军校时，报的籍贯是孝丰。 胡宗南幼年与王微（字显之），章云（字旭初）等同学，后又就读于湖州中学。他读中学时，曾由章云家加以资助。他在湖州中学毕业后，曾在孝丰的一所小学教书，后来他的部属中，有许多孝丰人，而且都是他的学生，像他的左右刘大钧、蒋竹三、程开椿，以及曾任“空军华北区司令”的徐康良等人都是。连用人的方法，他也早就深得蒋介石的衣钵了。 在孝丰时，他曾与王微争夺小学校长的位置，结果，因王是孝丰本地产，而胡只属过江人（即钱塘江以东的客籍人），竞争失败，校长一职归了王微。胡宗南乃负气跑到上海去，寄身于章云家里所开的毛竹行。时适黄埔军校招收第一期生，胡于失意中，忽萌投笔从戎之念，乃由章云赠以旅费，到广东投考。因他身材矮小，在体格检查时就被淘汰；幸面遇到当时的党代表廖仲悄先生，听见他说话激昂，也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就特别准他参加考试，终于侥幸获取。 胡宗南在北伐期间，曾在胡公冕部下当过营氏。当胡公冕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时，就保胡宗南接他的团长职务。是以胡公冕和胡宗南既有长官部属关系，胡公冕亦有恩于胡宗南。奇 -書∧ 網就因为这种关系，后来胡宗南便与胡公冕和章云两人，结为金兰之交。 一九三七年淤沪抗战发生，胡宗南曾指挥第一师、七十八师、一①二师及税警总团参加。退守锡澄线（南起太湖，经无锡北达江阴）时，虽有永久性国防工事为依托，但也打得很不像样。但他打了败仗反而升了官，一九三八年三月，蒋介石即任他为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叫他移驻西安，整编由华北各战场败退人陕的部队。从此，他就把别人的力量变而为自己的资本，资本愈厚，官亦愈高，到一九三九年，蒋又升他为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假手于黄埔学生，逐渐收拾非嫡系部队，本来是蒋介石一向的手法。这时他借着抗战之机，就把他的“得意门生”胡宗南扶植起来了。 胡部退人陕西以后，即以“巩固河防”为理由，实际上即屯兵西北，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他日忙夜忙的，并不是对付日寇，而是对陕西革命根据地构筑碉堡线，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开设军分校，办理训练班，布置特务网，设立集中营，倒行逆施愈来愈多，他愈来愈获得蒋介石的宠信。有些人对胡宗南所受的“隆恩厚遇”有所不解，实则很简单，是因为他绝对地、彻底地执行了蒋介石对外对内的方针。而从胡宗南在西北的一切设施上，也就可以具体地看到蒋介石方针的实质。 抗战愈糟，官升愈高，这两句话，堪为胡宗南的官运写照。他升任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后不久，又被蒋介石擢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其时，司令长官为朱绍良，司令长官部驻在兰州，下设两个副司令长官部：一为傅作义的副司令长官部，设在绥远，代字为“绥”；一为胡宗南的副司令长官部，设在西安，代字为“秦”。胡宗南的部队分布于陕西、甘肃两省，其势力远远渗人到新疆；宁夏、青海“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等部虽不隶属于胡，但亦受他的挟制，朱绍良的司令长官，不过徒负虚名，只当傀儡而已。蒋介石之所以仍然要摆个朱绍良在胡的头上是因为胡仅系黄埔第一期学生。“资望”还差，若在其时就任他为战区司令长官，恐招非议，故不得不用未来挂个名。而论到实权，胡已大大超过一般的司令长官之上。 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胡宗南的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前为罗列，后盛文）、副参谋长（前为李昆岗，后为沈策）以下，设有参谋处、情报处、军务处、副官处、经理处、人事处、军医处、军法处、军械处、机要处等处。所辖正规部队，有李延年的第三十四集团军（后由李文任总司令），陶峙岳的第三十七集团军，范汉杰的第三十八集团军（范曾一度调任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和李铁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外加不在集团军战斗序列的直属军、师及直属炮兵、工兵、骑兵、装甲兵、通信、汽车等特种兵旅、团。由此可见胡的副司令长官部组织的庞大和兵力的众多，均非别的司令长官所能比拟。 那时候，胡军的一般编制是：集团军辖三个军，军辖三个师，师辖三个步兵团。军又有炮兵团、辎重兵团、工兵营、通讯营；搜索营、特务营等直属部队。 当时胡宗南所指挥的正规部队及直属部队，共有四十多个师，约为四十五万人。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蒋特别配属给他指挥的空军等等，还未计算在内。 还有归胡宗南领导的各军事学校和训练班，计有设在西安上曲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由胡兼主任，邱清泉、洪士奇等任副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由胡兼副团长，葛武紫任教育长。这两个单位的编制都很庞大，各在万人以上。每年都派人到浙江设招生办事处，招考浙籍学生人校人团受训。 此外，还有由金典戎主持的“陆军大学西北参谋班”，“游击干训班”，设在天水的“骑兵学校”、宝鸡的“特种兵联合分校”、汉中的“中央军校第一分校”（原为“洛阳分校”）、西安的“军医分校”、“警官分校”以及轮训将校的“将校训练班”等等，总共不下五万人。 上边所举的学校和训练班，除了中央分校的训练、教育计划是由军委会军训练部及其他国民党中央有关机关负责外，所有人事、经理、政治思想等等，都由胡宗南掌握。这许多学校和训练班训练出来的学生学员，也都分配在胡宗南军中充任干部。 蒋介石特别赋予胡宗南以特有的“人事权”。所有军、师长皆由胡报请任命；有时由胡先发表“日令”，再报请加委。团长以下一级更不用说。甚至胡以下的各集团军总司令的去留，亦大多数决定于胡。 国民党中央主办的军事学校，如陆军大学及各种特种兵学校的每届毕业生，分配给胡宗南的也比分配给其他战区的为多。而各军事学校刚毕业的青年，也往往因为迷信胡是“青年将领”，且认为胡是黄埔系的首领，“校长”的得意门生，而胡军又是中央嫡系，部队多，单位多，发展大，所以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官运打算，填“志愿”时，上希望分配到胡宗南那边去。况乎胡宗南那里，又一向很少与日寇真枪真刀地打仗，到了西北，连命也比较平安，又何乐而不为？为了上述的种种原因，替胡吹嘘的人，就更把胡说成是“众望所归”，胡的影响也因而越来越大。胡在个人行动上，也有意弄得神神秘秘，如不见新闻记者，非万不得已不照相，场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有意把自己隐在缭绕的香烟中，云云雾雾，更显得庄严肃穆，也就更象是一尊偶像，叫别人加以崇拜。蒋介石好弄权术，好扮神扮鬼，胡宗南也深得其中三味，以表面的不爱宣传，而收加倍宣传之效，也是一个善于假戏真做的人。 胡宗南所采取的“干部政策”，是“黄、陆、浙、一”四个字。“黄”是黄埔系统以至后来军校出身；“陆”是陆军大学关系；“浙”是浙江人；“一”是第一师的老干部，因胡是靠第一师起家的。如果这四个字都沾不上边，在他所属的部队中，就休想站得住脚。因此，在胡宗南的军事干部中，很少人是行伍出身。其中排、连长，大多数系“中央军校”或相当的各个特种兵学校毕业的学生；军、师长则大多数系“黄埔”出身（如钟彬，周士冕是第一期，罗列是第四期）；于至集团军总司令，则全系“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如范汉杰、李延年等都是），而且大多数都曾进“陆军大学”的“将官班”或“特别班”镀过金；师参谋主任以上的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则多数是“陆军大学”本科毕业学生，或参谋班毕业学员。其他学校出身的人员，虽有少数，但他们即使不受排斥，也只能居于副位，甚至只能得一份闲差，坐领干薪度日。比方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人，都被逐渐调到副司令长官部或军以上司令部当高参或副职；出身于东北及云南“讲武堂”的人，则调为高参或附员。这些人多数是原来的非嫡系部队、在被胡宗南并编时一同收过来的。胡宗南就用这个办法，使他们在实际上脱离掌握部队的地位。这套办法，亦是深得“蒋公真传”。在各级司令部的幕僚中，胡也有意安排了不少浙江人，特别是在副司令长官部中，当处长、科长的，浙江人占了大多数。蒋介石“用人惟浙”，胡宗南也属遵此旨，惟蒋是师。 第廿五回 合作害民　手亦酷兮心亦酷 源归一脉　胡也完时蒋也完 西安设有西北军需局，专责补给胡宗南的部队。该局后来又扩充为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司令程开椿，是胡宗南的同乡，曾任胡的随从副官及“七分校”的办公厅主任多年，一切唯胡之命是从。在武器弹药以及各种军事器材上，蒋介石均优先供给与胡宗南，是故胡军的装备水平，远在其他蒋军之上。抗战期间。军政部军需署署长陈良就曾对人说过，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可见在蒋介石的军队中。胡宗南系统比别的任何人都占优势，而蒋介石携刮得来的民脂民膏，消耗在胡宗南方面的也特别多。 关中八百里秦川，都是著名的产粮区，盛产小麦和棉花，故胡军在粮秣及被服的补给方面，也比其他地方的部队为充裕。加上铜川、耀县、白水一带都产煤，所以燃料亦无虞。 当时，除了西安的“第七补给区司令部”之外，设在兰州的“第八补给区司令部”，也是兼为胡军服务的。 在兵源方面，胡军不但保有陕、甘两省的兵源，还经常得到河南、四川新兵的补充。西北又是骡马产区，胡军向“军牧场”调拨或向地方徵补都很方便。由上所说，足知胡宗南不但得“天”独厚，也得地独厚。 胡宗南在宝鸡设有规模宏大的仓库，经常有充实的储备。库长是胡的小同乡周世承。周私人在宝鸡开有澡堂、旅馆等等，仗势发财，当地人对他有“宝鸡王”之称。一个库长已经如此，由小喻大，也可想见胡宗南积聚之丰。 总之，蒋介石在各方面蓄意培养胡宗南的实力，给他以各种优越的有利条件，使其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坐大，成为嫡系部队中的反共的“王牌”。因此，胡在抗战末期，已经声势渲赫，反动气焰亦已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胡宗南与蒋介石的两大特务系统——“军统”和“中统”都有关系，其中与“军统”头于戴笠的关系尤其密切，有人说他们之间不但“利害与共”，甚至连常人绝不能“与共”的东西，也可以“互通”。胡的侍勤队长是戴介绍给他的，连胡的老婆叶霞娣，也是来自戴的推荐。叶霞梯本来是戴任杭州警校教育长时的“入室”弟子，且跟戴于过多年特务，一向极得戴的宠爱。 胡宗南与戴笠关系之密，是由于以下的几个原因：（一）当胡宗南在刘峙部任团长时，戴曾在胡的团部任中尉副官；那时团部的另一个上尉副官，是后来曾任胡军第七十八师师长的浙江桐庐人、黄埔第五期的许良玉。戴跟胡时，胡认为他机警灵活有“异才”，后来便推荐给蒋介石，所以戴对他有感恩知己之感。（二）胡是“复兴社”组织的幕后人，“复兴社”的“太保”们，因为他是蒋介石特别提名出来的人，故社中大事无不以胡之意为重；而戴笠的起家本钱就是“复兴社”的特务处，故历史上关系极深。（三）胡、戴既同是“天子门生”，又同是“天子同乡”，同上加同，关系就特别固结。（四）戴知胡甚得蒋的倚重，胡知戴频得蒋的信用，一外一内，彼此都明白，互相勾结则互相有利，这也是一个主因。 胡宗南一面娇柔造作，一面也极工心计，所以对于那些国民党的“元老”及军界中资望较深的“前辈”，总装出一副恭顺谦虚的样子，以博取好评。他在并吞别的部队时，也会用种种手法，使用柔术，以麻痹对方的防备，减少对方的阻力，然后阴狠地贯彻自己的目的。例如先用冯玉祥的亲戚李宗毅作他长官部的副官处处长，再通过李去联络和拉拢原来属于西北军的一部分部队归他指挥。又如日本投降后，胡派遣第三十四集团军到华北去接收受降时，因该集团军在河北时，曾一度归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胡即聘孙的女婿夏新华任私人秘书，以取信于孙，并表示友好。又如胡对鲁崇义的第三十军、马法五部第四十军及高双成的第二十二军等非嫡系部队，一经归他指挥，都先采取拉拢的办法，在经济和物资等方面给他们以好处，以示“关垂”；俟对方消除了隔阂，失去了戒心之后，就派亲信干部去，逐渐地调整人事，用“抽出来打进去”的办法，加强控制。或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把那些部队中的原有主官，调到嫡系部队去当高一级的副职，如调团长去当副师长等等，而另派自己的人去代替，以掌握实际权力。到了最后，即将那些部的原来建制拆散，逐步进行所谓整编。到其时，那些非嫡系部队，虽然番号如故，但已人事全非，实际上便被胡宗南吞并了。蒋“校长”那套权诈之术，在胡宗南这位“高足”实行起来时，也是人木三分的。 胡宗南既然手握数十万部队，势力范围及乎西北诸省，既要执行反共反人民的任务，又要巩固他自己这个独立王国的统治权，因此，也就和蒋介石一样，槁出一套血腥的特务制度和组织来，为他的目的服务。他的特务组织，有下列的几种： （一）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后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下同）第二处（即情报处）：这是蒋军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处长为刘庆曾，湖北人，军校八期生。该处的任务为搜集日伪军及八路军的军事情报，审讯战俘，检查邮电交通，侦察和破坏中共组织。纵的关系，向上，与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后改国防部第二厅）联系，向下，指挥集团军、军、师各级司令部的军警稽查处。在各级设有搜索营（连）及谍报队；在各交通要点加飞机场、车站（铁路、公路）、码头等设有检查站（哨）。其活动方式是公开与秘密相结合，而以便衣侦察为主。 （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战地服务总队：队长为胡的极亲信人员之一刘大钧，他是胡宗南在小学教书时的学生，浙江孝丰人。这个总队的任务，是刺探河东（山西）日寇与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情报。在陕东各黄河渡口如禹门口、夏阳渡、榆林渡、大庆关等处，及在陕北封锁解放区的“碉堡线”，盘查行人，走私贩毒，劫夺解放区物资，截捕投奔解放区的抗日青年。这个总队，名义上属长官部第二处，实际上由刘大钧直接向胡宗南负责。 （三）西北特种拘留所：名义上属“军统局”，实际上由胡宗南指挥。这是一所渗无人道的活地狱，专门拘禁和残害革命人员及爱国进步人士。刑讯逼供，枪杀活埋，无所不用其极"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在这里被害的人很多。这所秘密监狱原设于西安太阳庙门，当西安接近解放时，随胡部后撤，移于汉中地方法院看守所内。所长系浙江永嘉人林植。 （四）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侍勤队：它的任务是担任司令部的警卫工作和胡宗南本人的警卫工作，并监禁“有问题”的将领和重要人员，可算作胡宗南的禁卫军，性质有如锦衣卫。如郝鹏举在胡部任高参时，因散布对胡不满言论，就曾在该队秘密禁闭过一段时期。这个“侍勤队”，是胡专门对付内部的秘密组织，有全用手枪的武装队，有便衣，人数无固定编制，直属胡宗南指挥，不受别的任何部门领导。 这个“侍勤队”，最初由长官司令部副官处副处长、战地服务总队队长刘大钧兼任，后由胡的随从副官唐西园接充。 唐西园系浙江嫌县人，是戴笠所办的特务训练班的学生，为戴所赏识，特介绍给胡当随从副官。因胡、戴关系特深，胡相信唐有特务专长，可加信任；戴也借此在胡的左右安上一心腹，亦有方便。在西安时。蒋鼎文曾因干女儿“小白兔”被奸污，亲自打电话向胡宗南揭发，胡因尊重蒋的资望地位，不得不表示要将关系人从严惩办，乃一面电告戴笠，一面将唐禁闭于“侍勤队”。但一俟蒋鼎又离陕，立即将唐释放，并任为“侍勤队”队长。唐西园之于胡宗南，不亚于戴笠之于蒋介石。胡军将领闻刘大钧、唐西园之名，多有不寒而栗之感。 当时，胡宗南住在西安仓门一号和汉下马陵“官邸”，“侍勤队”设在东仓门城根营舍。西安解放后，该队移设汉中城隍庙内，其任务则以反共活动为主了。 （五）青年劳动营：这是胡宗南治下的集中营，分设于西安、天水两处。营的负责人是蒋坚忍，浙江奉化人，是蒋介石的同族，“复兴社”的骨干。该营的任务为坚禁解放区被掳人员、被捕的革命分子及大专学校进步师生等等。集中营用各种威逼利诱手段，企图使在营者屈服、投降，供其奴役。更着意于利用叛徒来为胡宗南的“剿共”充当顾问及向导，设法破坏共产党的组织。这个营名义上属陕西省政府，实际上归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及三青团陕西支团部负责。在总的方面，听命于胡宗南。 （六）铁血团：这是胡宗南为确保个人威信，维持部队军令；肃清内部异己分子，监督归其指挥的非嫡系部队，以巩固其绝对指挥权及“独立王国”的秘密团体。它在平时，专责考察军官的思想言行，起核心的领导作用；在作战时则执行督战任务，使所属官兵一意反共，为蒋、胡利益无条件效忠。 该团成员，是胡宗南部队中师：（旅）长以上而又出身于黄埔的高级军官，及胡宗南的最亲信分子。人团要经过考核和两人以上的介绍，并举行秘密仪式，歃血为誓。手续上十分严格，且带有浓重的封建黑社会色彩，较“复兴社”初期人社形式尤为紧张。 铁血团的骨干分子有李铁军、李文、罗列、袁朴、罗泽恺、盛文、李正先、许良玉、栋鞠旅、钟松、李日基、王应尊及王微、程开椿等人。他们可以直接向胡宗南密告他人，并有保荐各级部队长直至与自己同一级的人员的特权。 （七）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机要处：处长王微，其历史上文已作介绍。此人随胡后，成为胡统治部队的心腹耳目及得力助手，起着“军师”的作用。 机要处的主要任务，是掌管所有部队的无线电通讯。胡军师（旅）以上各级部队，都设有机要处（科）和译电室（组），名义上由各级部队长领导，但实际上自成一独立系统。 凡是机要处的工作人员和译电员，都须轮流受训，经过王微的亲自训练，并由王提请任免。在业务上，他们直接对王负责，所肯译电本、密电码，也由王微编发。这种情形，和“军统”的一齐处相仿。机要处的工作人员，可说是清一色的浙江人。 因此，各级部队以至其部队长个人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王微的耳目，完全为他所掌握，而王则直接向胡宗南负责，因王有此特权，故胡军将领对之，均甚恭维，逢年遇节，纷纷送礼，不敢得罪。而且，与称呼胡宗南为“胡先生”一样，也称呼王微为“王先生”。 由以上的种种表现，可见胡宗南的作风作法，实不啻是小型蒋介石。蒋介石处处以“黄埔”、“浙江”、“特务”为重，胡宗南也处处以此三者为重；蒋介石对下有重重控制，胡宗南对下也有重重控制；蒋介石在死党中有死党，在亲上有亲，胡宗南也一样不缺；对蒋的亦步亦趋，没有第二个能象胡宗南这样“完整”。 象胡宗南这样的一个人，在蒋介石亲自培植的军人中，实在是一个标本。而这样的一个人的溃灭，也说明了蒋介石的溃灭的必然性。 ——全书完——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奇书网(QiShu99.Com)的用户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